见习记者 张国亭 通讯员 戴子忠
一个温暖的冬日里，在民警的陪同下，通过一道道戒备森严的门禁，记者来到了十里丰监狱九监区。这是一幢三层楼建筑，外观普通，却是我省唯一专门关押男性艾滋病服刑人员的地方。操场上，一群艾滋病服刑人员在散步、聊天，提起过年的话题，他们围拢在一起，说得很有兴致。
监舍很整洁，白色的被子被叠成了“豆腐块”，牙刷、毛巾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监舍墙上挂着大大的电视机。
我有些小心翼翼，九监区监区长周春华看穿了我的心思，安慰说：“你这是‘恐艾综合症’，很多人都会有。放轻松，没事的。你看看我们这里的监狱民警，不都好好的么！”别看周春华说得轻松，事实上，他和同事们长期和艾滋病服刑人员相处所承受的压力和工作的状态，可以用“压力山大”和惊心动魄来形容。
梦见被追咬
当了十几年的监狱民警，董陈波是个响当当的硬汉，可是，提起最初到艾滋病专管监区工作时的情形，他还是红了眼圈：“得知消息后，从没和我红过脸的老婆又气又急，甚至以离婚相逼。”
那是2003年11月，杭州警方抓获一批艾滋小偷。这些小偷被判刑后，监狱准备筹建艾滋病服刑人员关押点，同时公开选拔管教民警。消息传出后，很多人都望而却步。从事了多年医务工作的民警周春华和董陈波率先报了名，随后，其他11位民警也跟着报名，但是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全都是瞒着家人报名的。
尽管下定了决心，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董陈波都会做噩梦，“梦见自己被追咬，整条胳膊瞬间变成了森森的白骨，然后大叫着从床上一跃而起，脸上分不清是冷汗还是眼泪”。到艾滋病专管监区上班的第一天，下班后，他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反复地洗手，但还是觉得没洗干净。
“这些我都能扛过去，就是后来老婆知道了，跟我吵跟我闹，我有点扛不住。其实，不光是她，其他家人也全都反对。一些原本要好的朋友，知道我干这个工作后，连我请吃饭都不肯来。”回想起最初的那段时间，董陈波有些哽咽，家人不理解、朋友不支持，这种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艾滋病专管监区的每一位民警都经历过这种艰难。有一次，一位在九监区工作了3年的民警要调去新岗位，大家一块儿吃告别饭。吃着吃着，这位民警突然流泪了：“我终于解脱了！因为这份工作，老婆已经和我吵了整整3年，连碰都不让我碰……”听罢，一群男人抱头痛哭。
说起这些往事，爱笑的周春华正色对我说：“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我们不做，别人就得做。不过说句大实话，我们最感谢的还是家人，没有他们的理解，我们坚持不到现在。”
家人态度的转变是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的。周春华的妻子说，以前确实苦不堪言，朋友都躲着她。这些年，随着艾滋病知识的普及，异样的眼光越来越少，“他又这么热爱这份工作，我就随他吧。不过，我每天都叮嘱他，上班一定要小心点”。
同样的，董陈波也赢得了老婆的支持，现在夫妻俩很恩爱。
为了保护这些民警，十里丰监狱后来在选派艾滋病专管监区民警时，有了一条硬杠杠：家属不同意的不能参与； 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不能参与。9年多来，监狱每年都要举办“12・1艾滋病日”大型宣传活动，让民警和家属全面了解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消除歧视。
真心换来信任
就在我采访时，一名艾滋病服刑人员咳嗽了一声，正在巡视的民警童志坚听到后，快步走过去，把手放在他额头上感受体温。童志坚没有戴手套和口罩，也没有穿防护服，仿佛面前的是一名普通服刑人员。
“这里没有歧视，尊重是首要的。即便他们明天就要离去，也要让他们今天有尊严地活着。”周春华说。起初，监狱为民警配备了防护服，安装了防护玻璃、防护栏等装备，可“民警安全是有保障了，与服刑人员的距离却远了”。后来，民警主动要求与艾滋病服刑人员零距离接触。
民警雷建明在艾滋病监区工作了7年。他告诉我说，艾滋病服刑人员非常敏感、多疑，“所以，和他们接触时，一定要表现得自然，否则他们就不会信任你”。他举例说，有时候面对面交谈，突然对方的唾沫飞到了他脸上，但他从来不会当面擦拭；过年过节时，和服刑人员一起吃团圆饭，杯子一碰，对方喝过的饮料溅到自己杯子里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
“人心都是肉长的”，雷建明相信，民警真情付出，哪怕换回艾滋病服刑人员的一丝感动，管教工作也会好做一些，“至少我们开导他们时说的话，他们会放在心里多掂量掂量吧”。
事实上，民警如何对他们，艾滋病服刑人员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老何，因为贩毒被判处无期徒刑，收监时被发现已感染了艾滋病。我采访他时，他刚打完太极拳，头上还冒着热气。他很健谈，主动和我拉起家常：“知道我得了病，妻子马上就跟我离婚了。当时，感觉天塌了，难道这辈子我要死在监狱里？真想一头撞死！”
“管教民警不容易，谁没有家，谁没有孩子？如果位置互换一下，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愿意做这份工作。”老何说，他如今的心平气和是在监狱里找到的，民警一次次的开导，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他经历了多次减刑，“如果有一天能走出高墙，我要做一名防控艾滋病志愿者，帮助更多人重拾生活的信心！”
经历惊心动魄
九监区的服刑人员有两种，一种从看守所转入监狱时就已经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另一种是到监狱后才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的。而后一种人往往更加悲观绝望，“命期没有刑期长，死都快死了，还改造什么！”这种心理压力同样也压到了管教民警身上。
下午5点多，民警程文革下班后又回到了监舍。“最近有个新来的服刑人员情绪波动很大，我有点放心不下，再去开导他几句。”他和我匆匆说了几句，就进了监舍。
1个多小时后，程文革神情疲惫地走出来。我问他情形如何，他点点头说：“情绪算是暂时稳住了。这些刚来的艾滋病服刑人员对重获自由的欲望不强，常规管教方法很难奏效，我们得花几倍力气下去。”程文革告诉我说，在这个特殊的监区，苦点累点都不算什么，民警还常常要经历惊心动魄的时刻。
37岁的徐某已经感染艾滋病6年。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图书室里看书。看到我进来，他马上站起来，笑呵呵地向我打招呼。他的反应很敏捷，脸色也不错，他说，这里生活作息规律、辅助治疗有效、心理矫正及时，另外还经常做保健操，这些对他的病情都有很大帮助。
老徐的头上，有一个伤疤。他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告诉我几天前发生的事情：“那天，我正在洗澡，突然脚下一滑，头刚好磕到洗脸台的棱角上，满脸是血，我吓得嗷嗷大叫。”
董陈波从监控里看到了这危险一幕，马上提着医药箱冲了过来。情况十分紧急，老徐血流如注。在没有麻醉的条件下，董陈波为他做了缝补手术，然后包扎好伤口。老徐说：“我当时如果忍不住疼，稍微挣扎一下，针头就会刺破董大哥的皮肤，就极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真的很疼，可是我宁愿疼死，也不会动的。”
老徐告诉我说：“我犯过错，但我不能不讲良心。当时的情况，董大哥完全是在冒死救我，我不能害他。”说完，他双手捂脸，把头埋在了两腿之间。再抬起头时，眼角分明湿了。
据了解，由于职业的高危险性，九监区民警每年都要接受两次体检。董陈波坦言：“每次体检，心里都紧张得不行。拿到体检报告，一看，没事，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
让服刑人员懂得感恩、重燃生活的希望，是周春华和同事们的目标。在他们的努力下，一批又一批的艾滋病服刑人员放下敌视，出狱后重新融入了社会。不少人出狱数年后依然会给监区民警打来电话，一些人在弥留之际的最后愿望就是再看一眼改变他们人生轨迹的民警。
“虽然我走错了路，但是你们没有放弃我，警官和我们心连着心，点滴关怀汇聚成温暖灯火，照亮了我们灰色的人生……”这是一名艾滋病服刑人员在笔记本扉页上写下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