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新时期的定语，便有种春天的万事万物蓬勃向荣之感。新时期的监狱，自然也表现出万千气象。在这样的背景里，监狱文化也有了“竹外桃花三两枝”的呈现，些微昭示着春江水暖。就比如这次中国监狱工作协会征文里已经列为主题之一。在监狱防逃为第一位的“严防死守”中，其余工作都多是为了配合，所谓的监区文化、警察文化现在能被提及被开始研究探索，既是说明我们工作有了余力，就像温饱之后追求情趣，也说明监狱整体水平的提升，我们不再停留在原始的管住人，我们有了更高的文化关注和人文关怀。在文化初露新芽的现在，我想谈谈更为稚嫩的监狱文学，这个在人们心中总显得有些冷僻的字眼。
监狱文学的前世――灰暗定格
先说监狱与文学。
监狱与文学一直渊源颇深。古今中外的戏剧、小说、散文、杂剧里，对于监狱的描写林林总总。但长期以来，监狱对于文学却表现的忽略或者是冷漠，似乎文学的秋波虽然含情脉脉，但监狱却是迟开的木樨不接讯。从其历史背景来看，文字关于监狱的记载打上深深的文学烙印，有了文学的参与才有监狱的各种态势呈现于世人，文学总是以臆想为笔法来描述监狱，监狱以及监狱的管理者，在文学里，几乎是一律的反角、丑角。最主要的原因是，监狱作为国家机器和政治不可能分开，所以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治斗争中的文人，这些人在监狱的经历注定了要被文学的描述，通过这些描述，监狱状况反映到外界。而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有影响的文人对于监狱的说辞几乎定格监狱形象。这可从古时候说起，在古代文人多做官，宦海的沉浮变幻莫测，入狱的机会比较多，比如苏东坡、比如方苞。所以，回看历史，古代的文学与监狱发生的是不愉快的关联，所遗留下来的基本是《狱中杂记》的阴森牢门和委琐、贪婪、阴暗、残暴的狱卒形象。自然，牢房及管理者乏善可陈，除了负面的还在影响当下人的正确判断外，谈不上监狱文学的积极作用，完全可以翻篇了。
进入现代和当代，从维熙和张贤亮则用小说半真实半虚构的写狱中生活，这些一度流行的所谓“大墙文学”，我个人觉得，亦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记忆，随着劳改队更名为监狱，监狱早已今非昔比，所谓的大墙文学亦可以阶段性地划上一个句号，我更愿意把之后与监狱关联的文学相应地称之为“监狱文学”。因为大墙文学总那么容易让人有围堵感，逼仄地让人喘不过气来，作为一个监狱警察我也很难心平气和地接受一些人的“大墙作品”。但无论是大墙文学、监狱文学还是囹圄之作，监狱与文学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即使那些纠缠可能令双方都不那么愉悦。
由于文学本身持久的影响力，由于监狱自身长久的集体失语，监狱的形象被灰暗定格，这种定格有连带作用，监狱、狱警及与之相关的监狱方方面面都以严重失真的丑化被公众误读误解。即使进入当代，监狱空前的文明，也一时逆转不了人们对于监狱的负面印象。很显然，先入为主的恶劣印象不会推动监狱的良性发展，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会让我们陷入被动。比如，好心办好事，改善一下监狱环境就有“被豪华”的危险，狱警稍有不慎就有被群起而攻之的危险，一些不良行为明明是看守所人员所为却劈头盖脸砸向了监狱警察等等。公众不由分说，认定了你不好，不是你也是你，我们的民警们流血流汗又流泪。内蒙古越狱事件里我们的好民警身中54刀倒在了血泊里，英勇、顽强、无畏却英灵沉寂，社会上对监狱的责难更是不绝于耳。与之相对的是公安轰轰烈烈受表彰，是公安文学里传奇色彩的英雄警察。就算单单从宣传的角度，从以正视听出发，我们就太需要正视文学的作用，太需要借助文学为监狱正名了！现在已经有业内人士呼吁担当好社会责任，改变监狱刻板印象。比如王志鸿一文中倡导“营造正面宣传攻势，让公众理解监狱” ，“释放监狱文明正能量”，[王志鸿《浅谈新媒介环境中监狱如何改变刻板印象》刊《江苏警视》2013年第8期。]这种发声是对正面的监狱文化，监狱文学的呼唤。
所以，监狱与文学无法疏离，这是久远的存在却成为新鲜的命题，本不应该发生这种低级的漠视，然而，对于已经发生的我们无法挽回，只有亡羊补牢，从现在做起，更多的人更多投入地去做监狱文学的有益有力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