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我每日往返于县人民医院与单位之间，不觉已有半月之余。对此我倒是没有什么抱怨或不满，或早已习惯了监狱的工作节奏。面对同事们对我的调侃，我也自嘲自己是一名看守病犯“专业户”，并乐此不彼。而同事们议论最多的就是，“凭什么一个罪犯能够享受免费医疗，警察反而不能？”从参加工作至今，我记忆中外出执勤看守病犯应该不少于10名罪犯。在此过程中，也经常听到外面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同样议论，“凭什么一名犯罪之人能够享受到免费医疗待遇？”这样长期以往，势必会严重影响监狱“治本安全”的贯彻落实，对此我也颇感忧虑。
到底谁应该为罪犯的免费医疗来“买单”？这是一个值得所有法律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为此，本人通过查阅相关法律依据进行了解，如《监狱法》第54条这样规定，“监狱应设立医疗机构，罪犯的医疗保障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从法条上来看，只是表明监狱对服刑罪犯需要承担医治的义务，但并没有明确对罪犯的医治要达到何种程度，也没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由于法律法规对罪犯生病就医没有明确的界定，这就导致了监狱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特别是针对近年来患重大疾病的罪犯，因获知监狱管理方面所存在的漏洞，一旦出现家庭或个人无能力承担社会医院高额治疗费用的情况，就故意实施犯罪，以期获得监狱免费的救助和治疗。目前，此类罪犯在监狱罪犯中所占比例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这无疑是增加了监狱执法的成本，如再不进行有效的制止，若干年后的监狱将成为社会上最好的“养老院”。对此，是不是监狱就应该为罪犯的免费医疗来“买单”？这明显是不应该的。但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罪犯的权益是应该得到保障，但该如何进行保障还是很值得商榷的。本人有以下三点设想：
第一，《监狱法》需进一步完善。针对近年来患重大疾病的罪犯在监狱罪犯中所占比例的增加，监狱在为罪犯购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同时，《监狱法》需增加应对不同类型疾病的罪犯做出具体规定，明确罪犯可以接受治疗的等级水平，不能无条件的进行免费治疗。进一步明确医疗费用承担问题，因罪犯治疗产生的80%费用应由罪犯本人或家属承担，监狱只负责承担20%的基本人权保障费用。监狱所承担的20%罪犯医疗费用，需国家财政予以补贴。只有明确法律、法规，才能有效的遏制类似故意犯罪享受“免费医疗”的犯罪行为。
第二，罪犯保外就医的法律需进一步规范。当前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及《罪犯保外就医伤残范围》施行超过20年，已经明显不适应监狱工作新形势，亟需修改完善。民警办理保外就医出现失职会有严厉的责任追究。对待罪犯保外就医问题，监狱相关部门如同“惊弓之鸟”，不敢为，不愿为，不会为。能够获得保外就医的罪犯，基本上是病情十分危重了。对此，罪犯家属大多不愿接受如此保外。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罪犯保外就医的法律不够完善。《监狱法》应做出修改，明确罪犯可以保外的条件，既保障了罪犯的权益，同时也是保障监狱及警察的权益，只要监狱方面没有违规办理罪犯保外就医规定，监狱及警察就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只有如此，罪犯保外就医才不只是停留在一句“口号”上。
第三，监狱对罪犯就医及保外、非正常死亡应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例如：某身患重大疾病的罪犯，以自伤自残为要挟，提出要去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医院进行治疗，要使用进口药物治疗等。监狱如果不答应，罪犯或者其亲属就纠缠不清，到处投诉、上访，状告监狱方面不作为、侵犯人权。在常人看来，罪犯的一些要求明显过分，但由于监狱方面拿不出具体的法律依据，不能对罪犯或家属给出一个有力的解说。而监狱为了化解纠纷，往往又是“花钱买平安”，承担了额外的费用，使刑罚执行的成本进一步增加。2017年4月，中央政法委提出司法过程要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监狱能否在对待罪犯就医及保外方面，也可以建立相应制度，这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产生的维权纠纷，本人认为可以建立以人民法院为审判中心的判决机制。罪犯家属对待罪犯的就医、保外及非正常死亡问题，由罪犯或家属主动提出，法院立案判决，检察院同步监督，监狱负责执行。如此，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处理罪犯问题，方能有理有据的解决罪犯就医、保外及狱内非正常死亡三大难题。
总之，监狱里罪犯的医治、保外就医等问题解决，并不是监狱的“一枝独秀”，而是涉及到社会多方面的协调和综合治理。只有不断通过完善法制和政府、司法各部门的协调合作，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罪犯权益保障的难题，真正的实现国家总体安全，真正的将“治本安全”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