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监狱管理工作，是监狱规范执法内涵的丰富与延伸，是深化监狱现代治理的重要抓手与切入点，是进一步深化“法治监狱”的重要方法与措施。因此，规范监狱管理工作有其现实意义。规范监狱管理工作是一项体系性工作，是有各自子系统或子问题组成的。规范管理如何入手呢？首先应明确规范监狱管理工作应掌握的几个维度，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牢固确立“政治思维”维度。在推进“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必须坚持党对一切事务的领导，这是监狱机关及其民警首先必须牢固确立的“讲政治”维度。
“政治思维”维度，既是监狱工作的根本原则，也是“规范监狱管理工作”的基本遵循。这是因为，监狱工作事业是我国社会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理所当然地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含糊、不走样、不动摇。监狱是刑罚执行机关，是反映与衡量“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机关，虽然是执法机关，但必须遵守“党的领导，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准则，即监狱执行刑罚的法律制度建设、执行刑罚等活动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都应毫不动摇动走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道路。
“政治思维”维度，是监狱政治机关属性的具体反映。监狱机关属于上层建筑，历来都被称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机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术，监狱机关和监狱警察被定性为国家的暴力机器，纳入“政治机关”的范畴。正因如此，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不要因监狱是“刑罚执行机关”，以“执法机关”的名义，消弱或丢掉监狱是“政治机关”的根本属性。
“政治思维”维度，是现代监狱管理制度建设的基本准绳。通过“规范监狱管理工作”，其根本目的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论形成什么形式的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必须确立“讲政治”准则与维度，不得单纯地以监狱机关刑罚执行机关脱离“党的领导”根准绳。无论是“专家治监”，还是“依法治监”，都不得离开“党的领导”，不得放弃“党的领导”，不得抛弃“监狱政治机关”根本属性。
（二）准确把握“法治思维”维度。“法治思维”下的全面依法治监，就是全面“规范监狱管理工作”，就是全面依法确定监狱及其民警管理行为的“职责、权力、责任”的范围与运行的程序，最终实现监狱管理行为“实体合法，程序正义”，实现净化法治环境，营造法治文化，树立监狱法治形象。
“规范监狱管理工作”必须要有监狱现代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建立监狱现代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应按照“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16字新方针，全面审视、审核、健全与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这里“科学立法”，就是解决“全能型”制度管人、制度管事、制度管物的传统做法。实践证明：“全能型”传统制度体系，会给监狱机关及其民警执法活动，带来制度性风险。“科学立法”就是要解决监狱管理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操作性的问题。比如“合法性”要把“某某领导说、定的”，进行合法性审核，符合“上位法”精神的，即制定形成制度，否则，不然。比如“合理性”，在制定“罪犯劳动报酬”额度时，一定要与社会经济生活相适应。比如“操作性”，提请减刑假释时的“附加刑”执法问题，与法院、家属如何对接执行。
“规范监狱管理工作”必须要有“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精神。其实“法治监狱”建设，就是要落实刑罚执行的“公平与正义”的核心价值精神。随着刑事法律体系的不断修改与健全、完善，打击刑事犯罪犯的制度性正义得到了伸张与保障，如“三类罪犯”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罪犯，提请减刑假释的幅度得到了限制。但是，在实际执行刑罚过程中，罪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无病装病，小病大养”、“无理取闹，无是生非”等“软对抗”行为，行政处罚无力、刑罚处罚不能的现象，严重地影响着刑罚的正义价值。又如，随着监狱社会化程度扩大，监狱执行刑罚时常常受到“社会舆情”、罪犯及其罪犯家属过份维权等行为的干扰与影响，左右着正常的执法活动，这种行为与现象务必在制度上加以解决，确立起制度惩罚的正义性。再如，在国家社会处于“非常时期”，象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建国70周年”安保、2020年初新冠肺炎等“非常时期”，罪犯发生的严重违规行为、破坏监狱改造秩序行为等，应从制度正义上加强打击与惩处。这些问题应从法治的正义与公平价值取向上，运用制度给予解决，以保障监狱管理工作的规范性、操作性。
“规范监狱管理工作”必须要有“民警合法权益”保护救济制度。“民警合法权益”保护，既是一个老问题，但必须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明确民警执法权力的边界问题和监狱机关的职责边界。监狱机关及其民警作为刑罚执行的最未端，在其前一个执法环节面对的是“公、检、法”三大机关，其最未端面对的社会社区、司法局、社会矫正管理以及公安机关。监狱机关及其民警，对刑释人员的管理职责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解决，以确保监狱机关及其民警经常在这个问题，受到责任追究。其次应明确监狱民警及监狱机关工作目标实现的能力边界。这里举二个例子：一是罪犯非正常死亡“零”指标。监狱民警在管理中，通过排摸分析、教育排查、心理测试等手段与方法，掌握了罪犯非正常死亡的危险性倾向，但是没有科学能力与本领掌控罪犯何时自杀、采取什么手段与方法方式自杀。从“科学立法”角度，应把这个问题排除责任追究在外，以保障监狱机关及其民警的合法权益。二是无重大疫情发生“零”指标。重大疫情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等，都是科学都无法提前可知的，由此把无重大疫情发生作为“零”指标，并以此对监狱机关及民警进行责任追究，也是不符合“科学立法”精神的。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从制度建设与制度保障上解决责任排除，对监狱民警合法权益保护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里仅仅以这二个问题为例，提出民警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其实就监狱民警合法权益保护的问题还有很多，都应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根据“科学立法”的精神，建立制度保障，以保护民警合法权益。
（三）明确“刑罚执行机关”定位维度。《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是刑罚执行机关。其性质定位十分明确，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为什么还要明确其性质定位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这个看起来十分明确，却在实际工作中有的民警在思想认识，要么有偏差，要么有点模糊，要么有点片面。正因如此，影响着民警的职业定位，影响着职业自信和自豪感。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常听到“监狱机关地位太低，社会地位不高”，从而要求上级管理机关想办法，提高监狱机关或民警的社会地位。听到“监狱民警不如公安民警，监狱系统发生重大事情，往往诶批评、受谴责、受处罚。而公安机关发生重大事情，不是得到肯定，就是受表扬，受嘉奖”，从而要求上级监狱管理机关想办法，全力改变这种被整、诶批的现状。看到“监狱系统发生重大事情，广播电视、报纸、自媒体等舆情一片谴责、责问、批评，负面舆情把监狱机关说得一无是处。公安系统发生重大事情，广播电视、报纸、自媒体等舆情一片赞歌、肯定、表扬，正面舆情为公安系统树成英雄形象”，从而监狱机关及其民警自认为是“弱势”地位，要求上级监狱机关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增强社会舆情对监狱机关及其民警的肯定与认可。在监狱民警队伍中，产生这些情绪有一定的合理性，假如长期以往在监狱民警队伍中得不到消除，或得不到正面的引导，或得不到纠正，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监狱民警的职业认同、职业自尊与职业自信。
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按照“监狱是刑罚执行机关”性质定位，就显得十分重要。从刑事法律体系的分工作审视，监狱机关处于刑事法律体系的“最终端”。按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机关、司法机关的顺序，属于司法机关的监狱是刑罚执行机关，处于刑事法律执行的“未端”。这样的秩序安排，监狱机关及其民警的地位，无法与其它三个部门相比拟的。
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监狱机关及其民警应当清醒认识到其管理对象——罪犯。管理的罪犯是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的有罪之人。罪犯的社会地位，一般从公民的层级划分,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因其犯罪判刑，被剥夺了一切自由。这样的管理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管理者——监狱机关及其民警的社会地位。在与其它行政机关相比较时，其社会地位不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作为监狱机关及其民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管理者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管理对象决定的。
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应确立监狱机关及其民警的职业地位与职业自信。1981年8月8日至9月9日第八次全国劳改造工作会议召开后，“劳改干部”终于穿上了“警服”，从而有了“劳改干警”的称谓。1994年12月29日《监狱法》颁布实施后，“劳改干警”转变称“监狱警察”，从此向纳入国家公务员身份序列，吃上了“皇粮”，从而有了如今的充满自豪感的地位。
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应确立监狱机关及其民警融入社会文化形象建设体系之中，以监狱文化自信提升监狱民警社会地位。社会群体及其舆情，在一定程度上对监狱机关及其民警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旧社会”监狱、牢、狱卒等野蛮、腐败等文化形象上，从而产生对现代监狱机关及其民警的认识是负面的、扭曲的。不可否认，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监狱机关及其民警被社会认识、认何，并得到肯定、赞扬。随着依法治监、狱务公开等措施实施，监狱机关及其民警的公正文明执法形象得到了提高。随着监狱工作科学化、法制化、社会化的推进，监狱机关及其民警，监狱事业与成就，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赞许。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以“改造人”取得的成就而获得的。但是，做得不够的地方有：向社会展示“改造人”成果的多，向社会展示监狱民警模范典型人物的少；以“改造人”为目的的融入社会活动多，以宣传监狱民警工作成就成绩的少；以“改造人”为目的的与社会对接融合的多，使社会全面了解监狱民警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社会对接融合的少。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应建立向社会展示监狱文化、监狱警营文化的宣传工作机制，建立社会宣传机构与监狱机关宣传机制相融合的工作机制，把监狱机关形象、监狱民警队伍形象、监狱“最美警察”、“英模人物”形象推向社会、融入社会，使社会更多地了解监狱机关与监狱民警，从而提升监狱机关及其民警的社会形象与地位。
（四）牢固掌握“惩罚与改造”根本任务维度。“惩罚”与“改造”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惩罚”与“改造”在理论上没讲清楚，在实践中就模糊。惩罚什么？改造什么？始终困扰着监狱民警的思想，制约着监狱民警的行为。这些问题不是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要搞清楚的，而是要在此次活动中必须坚持遵循的。因为“惩罚与改造”是《监狱法》明确规定的。
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围绕“惩罚与改造”根本任务，要解决对罪犯的惩罚性越来越弱了、惩罚手段与措施越来越少了、对罪犯的惩戒越来越不敢用了的现象。由于缺乏必要的、合法的惩戒性措施，基层民警越来越不敢管了，基层民警面对罪犯的“软对抗”、无理取闹、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等惩戒措施不敢用、不会用和有时候无法用，致使罪犯群体中不服从管理、对抗改造，甚至是拒抗改造的行为增加。由于合法的、必要的惩戒性措施缺乏，助长了罪犯的维权意识，从而身份意识、改造意识、服从意识淡化，为改造罪犯增加了困难与难度。
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围绕“惩罚与改造”根本任务，要解决惩罚与惩戒性制度体系建设。建立限制人身自由性惩戒：单独监禁、控制人身自由、限制活动范围等。建立处遇性惩戒：控制消费、控制生活处遇、控制娱乐处遇、控制会见通信等。建立改造性惩戒：抄写规章制度、公开自我批评、增加公益性劳动等。建立起从提醒、告诫、惩罚与惩式程序性制度。形成实体性与程序性相结合的现代“惩罚”措施性体系。
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围绕“惩罚与改造”根本任务，构建以“五大改造”为载体的改造体系。在“五大改造”中，应集中精力与资源解决“政治改造”统领性问题，以真正形成以“政治改造”统领“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文化改造”科学体系。就现阶段来审视，“政治改造”停留在报告里、口号中较多，“教育改造”表现在知识学习、技能传授等较多，“劳动改造”仅仅表现在劳动技能培训、劳动生产活动较多，“文化改造”反映在学传统文化、国学等内容较多。各显其能、各显所长、各显神通，真正把“政治改造”统领于其它“四大改造”之中，形成科学改造罪犯的品牌体系，任重而道远。
（五）紧扣以“改造人”根本宗旨维度。监狱工作的落脚点和最终目的是“改造人”。“规范监狱管理工作”是为了更好地落实“改造人”这一根本宗旨。“改造人”究竟把罪犯改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有的监狱理论工作者提出“重塑造社会人格”，有的监狱理论工作者说：“把罪犯改造成为合格社会人”，还有说：“把罪犯改造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如此等等。即“改造人”的标准与衡量尺度，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无怪乎一旦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社会人们或舆情就就“没有改造好”，由此把责任推向监狱机关及民警。而监狱机关及民警又深感委屈，认为刑罚执行完毕后，已经完成法定职责，其刑释后重新犯罪，是由其刑释人员与社会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与监狱机关及民警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按照“改造人”的宗旨，应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视角定义好“改造人”的时间范畴与界限。监狱“改造人”的时间范畴应是罪犯的刑罚执行起止期限，应该是在此期限内履行“五大改造”的法定职责，而进行教育改造活动。这是《监狱法》等法律赋予监狱机关及民警履行法定期限的法定职责，只要在此法定期限内履行了法定义务与职责，监狱机关及民警就算完成了。
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按照“改造人”的宗旨，应有科学而正确的定位。定位不宜过高，过高了做不到。比如现在提出的“重塑社会人格”。在监禁环境里，管理制度十分严格，社会化教育十分有限，要“重塑社会人格”，既做不到又实现不了。另外，毛泽东主席说过：“人是可以改造的”，“可以”不等于“一定”。由此说明，“改造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何况“罪恶累累、恶习很深的罪犯”呢？有的罪犯是改造不好的，是“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因此，通过“规范监狱管理工作”，按照“改造人”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科学正确定位改造人的工作。
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按照“改造人”的宗旨，应重视专业化队伍建设。“改造人”的工作从某种意义讲，落实在懂管理、懂教育、懂矫正等具有专业型人才的肩上。新中国监狱70多年来，“专家建监”、“专家治监”等只停留在纸上或口号上，虽然有分类改造、分类教育的提法，有因人施教、寓教于乐的原则，有以法管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办法，但是并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改造人”方法体系。还有“改造人”的专业人才建设，至今仍然处于“万斤油”、“全能型”的状态，反映出什么都会、样样都会、个个都会的教育管理情形。这个问题应按照监狱民警“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总要求，建立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改造人”队伍。另外，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按照“改造人”的宗旨，还应建立起“五大改造”的教材教学体系。这个问题前面已经阐述过，在此不再重论。
（六）坚持“监狱体制改革”维度。自2008年全面监狱体制改革后，12年以来监狱实现了转型发展，确实转多到监狱是政治机关、是刑罚执行机关、是惩罚与改造罪犯的机关、是“改造人”的机关上来。在坚持“监狱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维度下，有几个问题能否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再疏理、再明确、再规范一下，以更好地建设监狱现代治理模式。
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再次疏理监狱社会化问题。众所周知，监狱体制改革的重要一个内容，就是去传统监狱的社会化问题，即监狱办学校、幼儿园、交通出行、住房等问题。自监狱体制改革后，监狱机关职能得到了清理与纯化，把监狱的社会化功能清理掉了，使监狱机关及民警集中精神、集中精力、聚精会神地转移到“惩罚与改造罪犯”、“执行刑罚”等工作上来，使警力聚焦到直接管理罪犯上来。然而，近年来，有的监狱机关的监狱社会功能建设越来越多，日益突现出来，使很多警力又转移到监狱社会化管理功能上来。这样与监狱体制改革的初衷发生一点偏差。这种偏差能否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得以解决，以利于监狱现代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巩固。
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中，再次规范警力配置问题。前面所述的问题，并未解决警力“配置下沉”于基层、第一线的问题。然而，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一是从事监狱企业管理的是民警，即公务员身份；二是“智慧监狱”建设，即科技强监并未解放生产力，而且需要大量警力从事信息化、网络化技术管理与维护。这两个方面导致监狱管理层面民警不是减少，而是大量增加，最终导致监狱的最基层第一线的监区、分监区民警相对减少、相对不足、相对紧张。这也是监狱体制改革后，没有能解决的问题，即警力下沉于基层，能否在“规范监狱管理工作”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
完成于二0二0年三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