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2011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中，他的获奖颁奖词是：面对罪犯，他机智耐心，消融坚冰；面对病魔，他意志坚挺，勇敢抗争。他，秉持司法良知，用“心”丈量法律的尺度，用“心”呼唤迷途的新生
12月4日晚8点，在央视“法治的力量2011―――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中，一位相貌清秀的监狱警察荣登“2011年度法治人物”。
他叫汪家杰，今年43岁，现任江苏省徐州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
做了23年监狱警察的汪家杰，教育管理的罪犯数以千计，转化过的顽危犯有百余人。他能把昔日好斗的“刺儿头”变成改造积极分子，也能让濒临破碎的家庭和好如初。
在疑似结肠癌进行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汪家杰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偷偷溜回监狱给服刑人员上“最后一课”；重返工作岗位后，他提请办理的4013起减刑假释案件，无一差错；他建立的“假释与社区矫正对接机制”和在监狱设立“巡回法庭”的机制，在全省推广……
当晚的颁奖盛典中，汪家杰被提名的理由是“阳光执法，感动重刑犯”―――他“秉持司法良知，用‘心’丈量法律的尺度，用‘心’呼唤迷途的新生”。
在充斥着阴暗和负面影响的高墙内，汪家杰却觉得工作起来“很快乐，很享受”。
这位被称为“当代刑罚执行官楷模”的江苏徐州人，讲话的语速有些快，言至调侃处会嘿嘿地笑两声，对于《法治周末》记者的问题，他毫不避讳地回答着，坦诚且坦然。
“做好工作，做个好人。”是他23年从警生涯后沉淀的终极信条。
用“心”丈量法律的尺度
2007年以前，汪家杰和其他监狱警察一样，与服刑人员朝夕相处。
在他思考如何更好地改造服刑人员时，一篇讲述“非权力影响”的文章，让他受益良多。
“那篇文章给了我一个理论支持―――权力因素只能起到惩罚作用，而非权力因素才影响更深。”他对记者说。
汪家杰觉得，若要对服刑人员施加非权力因素，就得“以心换心，慢慢交流”。先用情感打动服刑人员，再和他们讲道理，就容易得多。
曾有一个下雨天，监区一个患肝腹水的服刑人员突然昏迷，在场的人们因为害怕传染，都不敢靠近他。汪家杰见状，脱下自己的雨衣披在服刑人员身上，背起他就往监狱医院跑。
途中，那位服刑人员吐了他一身。但汪家杰并未放在心上。没想到，这个不经意的小事却让当时在场的服刑人员铭记多年。
“服刑人员平时接触的，只有我们这些监狱警察。监狱警察的人格直接影响服刑人员。你公道正派，服刑人员也阳光。要平等对待服刑人员，要施加好的、正面的影响，让他们感觉到，政府对他们是平等的。”汪家杰说。
曾有一名服刑人员，原是一家银行的领导。一个清晨，在激烈的冲突中，他失手将妻子的外遇杀死。案发后，他被判15年有期徒刑，到徐州监狱服刑。
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突然变为阶下囚，这位昔日的银行领导一面后悔，一面感到耻辱，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身体状况也开始越来越差。
这一切，汪家杰看在眼里。
在给他做思想工作时，汪家杰听完他的消极绝望之辞后，“啪”地一拍桌子，说：“你这样做其实就对了！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发生冲突才是不对的。若不发生冲突，你还笑脸相迎，那你就是窝囊废！”
听到这席话，那名服刑人员当场就激动起来，“像遇到知音一样”地看着汪家杰。看到对方开始对自己有了信任，汪家杰趁热打铁：“你别激动。他再怎么错，也错不至死。你是该‘搞’他一下，但也不该‘搞’死他。”
接着，汪家杰又从法律角度跟他聊了很多，教育、开导他。从那以后，这名服刑人员慢慢摆脱了之前的消极与绝望，积极改造。“后来，他特别爱和我说话。”汪家杰笑着说，这就是工作带给他的满足感。他说，这种满足感，20年来一直陪伴着他。
“每个人心里都可能有某一个关节想不开。我们就是要打开死结，一旦打开，就是另一条路了。要在关键几步扶他一下。也许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多花费一点精力，就能挽救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的人生。”汪家杰说。
汪家杰爱提“同情心”和“同理心”，他觉得，之所以这种心理如此根深蒂固，除了天性使然，还不得不提到他以前的老搭档。
“我和我以前的搭档当年就一致认为：最基本的人生态度，是尽可能做个好人；最基本的工作态度，是尽可能做好工作。”他说。
至今，汪家杰当年的想法依然没有变。
当问及为何将服刑人员的人生看得如此重要时，汪家杰略带调侃地说：“我们多付出三两滴汗水，就能救活一条人命。成本多低啊，所以，为什么不去做呢？”
用“心”呼唤迷途的新生
2006年年初的一天，正在工作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的汪家杰突然腹部剧痛。被送至医院检查后，他从周围人们的格外关心中，预感到了病情的严重性。
反复询问后，他被告知，自己的病情被初步诊断为结肠癌。
手术前一天晚上，汪家杰坐在病床上，把前几天给同事交代的工作在脑海里又过了一遍。忽然，他想起了最近表现刚有好转的顽危犯张某。之前，张某动不动就和其他服刑人员争吵打架，而且不服管教，他的改造，一直是汪家杰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最费心。
之前，汪家杰从张某儿子的来信中，得知了儿子对父爱的渴望。他突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突破这名顽危犯的关键点。他开始教张某给儿子写信，渐渐地，每个月等着儿子的来信，成了张某的一个期盼，他的改造状态也随之趋于好转。
担心张某又出现反复，他对妻子说：“我要去监狱最后安排一项工作。”妻子无奈地说：“你明天就要动大手术了，怎么还想着工作啊？”但最终，妻子还是放汪家杰回到了监狱。
张某至今还记得那晚摇晃着走进监舍的汪家杰。当时，他用诧异的眼光看着自己的教导员。
汪家杰坐下来，强忍着腹痛对他说：“你被法律判了刑，我被病魔判了刑，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找你谈话了。你的路还很长，希望你好好改造。同时希望你能作出一个让我放心、给你孩子希望的承诺。”
张某当场就流下了眼泪。他对汪家杰说：“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汪家杰连续做了两次手术。幸运的是，他的病最终被确诊为结肠良性淋巴组织增生。
出院后，汪家杰就赶紧拖着尚未完全康复的身体到监区去询问张某最近的表现。张某对汪家杰说：“教导员，你在自己病重手术前还想着我，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你那天说的话。”
之后，张某积极改造，先后三次获得减刑奖励。
这场死里逃生的大病过后，汪家杰自言：世界观起了变化。
“病后觉得：工作很重要，生命和生活也很重要。”昔日的“工作狂”这样说道。
重返工作岗位后，汪家杰被调到了机关，担任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负责减刑假释的办案工作。
用了一年多时间，汪家杰解决了之前工作中的遗留难题，并且创新性地设立了可供群众旁听的“巡回法庭”，首创了“假释与社区矫正对接机制”，后都在全省监狱系统推广开来。
2009年以来，在徐州地区范围内，徐州监狱通过与徐州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直接对接的假释罪犯有220多人，假释后无一人重新犯罪。
40岁那年，汪家杰有一次很好的机会报考副监狱长。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
“当时我想，自己身体刚恢复，在机关的办案工作也刚开始，很多事情还没处理完。考虑再三，决定不报了。”他说。
事后，汪家杰对政委说：“我就在这儿呆一辈子了。”
“以前，把工作看得非常重。如果不生这场大病，副监狱长我肯定会考的。但生过这场大病后，我就没想过仕途上的‘进步’了。”他说。
当先进也是工作
早在2001年，汪家杰就被作为典型宣传了。至今的十年中，他做报告不少，收获荣誉许多。“但我不是太在意。”这句客套话，从汪家杰的嘴里说出，却显得格外诚实。
最初，汪家杰只是在徐州地区“当先进”；后来，先进慢慢当到了江苏省内，直至全国。而他的压力，也随之增大。“不得不说，当先进压力太大。”他说。
这种压力是全方位的。
“不高兴也不享受。”是汪家杰面对镜头时的感触。“有些媒体来采访，面对摄像镜头，我压力特别大。每次接受完采访，都得缓好几天。”他笑了笑，语气中略带腼腆。
曾有段时间，汪家杰跟领导再三再四地说：“我不想当先进，不想出风头。”但领导笑着对他说：“当先进也是工作，要把当先进当成一项工作任务来做。”
“内心真不想这样做。因为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有能力，就应该做好。”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在汪家杰的事迹报告会上，他的妻子孙文静也做了报告。孙文静是汪家杰的高中同学，现在徐州市自来水公司工作。当年，由于孙文静的舅舅也在徐州监狱工作，和汪家杰偶尔见面，渐生情愫，后恋爱结婚。
对于丈夫的工作，孙文静非常支持。“她觉得，男人就需要做点事情。”说到这里，汪家杰有些掩不住的自豪。
但看到丈夫的先进越做越大，孙文静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她不希望我当先进，她觉得，只要我高高兴兴工作、快快乐乐生活就好。”汪家杰笑言，这也是他的人生信条。
监狱警察的工作，很多时候要晚上加班。按照不成文的惯例，下班后，大家就一起去夜市小摊上，围坐在一起，吃烧烤、喝啤酒。
现在，汪家杰当上了全国的先进，再欲杀至烧烤摊时，弟兄们都会调侃他说：“老汪可不能喝了，老汪是先进。”
“当了先进，特别是这几年，大家对你的要求也就高了。有时候一般反复两三次完成的工作，现在就得务必一次完成，压力很大。工作有失误很正常，但现在就会有人误解。”说到这里，汪家杰有些无奈。
同事们对自己当了先进后的态度各有不同。有些以前单位的老同志，把汪家杰当做自己的骄傲；也有一些人，不免心理不平衡。
面对理解和误解，汪家杰对记者说，他就一个想法：“本来什么样，我还是什么样。”
用亲情的监狱警察
最初选择监狱警察这个职业，并非汪家杰刻意为之。
“我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自小在农村长大。实事求是地说，那时候，找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选，都是政府分配，职业选择面很窄。当时农村条件差，只要能‘跳出农门’、找份工作就很好了。”汪家杰回忆道。
1984年，汪家杰老家地区的温饱问题才解决；1987年，高中毕业的汪家杰考入警校，开始了从警生涯。
自幼习武的汪家杰在警校表现出色，还入了党。毕业时，他很幸运地被分到了位于城市的单位―――徐州监狱。
“当时有同学被分到了离城市很远的单位，后来很多人都跳槽走了。我的单位在城市，所以就没打算跳。”汪家杰说。
初到徐州监狱，一切都很新奇，一切也都让这个初入警队的小伙子无所适从。“跟着老同志学。”他说。
最初，汪家杰被安排到入监队，主要做新入监服刑人员的思想工作。
刚入监服刑人员的情绪很不稳定，是一个“消极、想家、后悔的群体”。
面对这样一个特殊人群，汪家杰并不认为这是挑战，而更像是一种责任。他回忆道：“当时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我看到整天哭哭啼啼的犯人，生出了一种应该叫做是职业的同情心吧，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帮助他们。”
于是，这位年轻人开始摩拳擦掌。
他找来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书籍，自己备课，并以亲情为主，对新入监的服刑人员进行开导。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有很多新入监的服刑人员不知道还有减刑假释的政策，以为进了高墙内，就一切都完了。汪家杰教育他们，要向积极的方向看，鼓励他们：“好好改造，几年之后就有希望了。”
每安抚好一名新入监的服刑人员或其家属，听到一声声感谢，汪家杰就很开心。“当时，看到他们从哭哭啼啼到喜笑颜开，我真的特别有成就感。”说到后半句时，他拉长了语调，一字一顿地说。
那一年，汪家杰22岁。一年多后，他就被提拔为副指导员。
回忆起当年那段青葱岁月，汪家杰说：“当时的工作感觉特别好，看到很多犯人在心理上依赖我，让我觉得有一份责任感，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不舍得丢掉。”
就在当年警校的同学们纷纷想着跳出监狱时，汪家杰却发现自己愈发地陷入对这份工作的喜爱中。“很多同学都跳出监狱了，有的到了公检法，有的直接脱下制服去了企业。现在同学聚会，只有十来个还坚持做监狱警察的。”他说。
“特有成就感”的背后
提到这份给自己带来荣誉的工作，汪家杰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特有成就感。”
在放弃了副监狱长的报考后，他一心只想着踏实办案。“我更加想开了，就在徐州监狱踏踏实实干，我对做具体工作更感兴趣。”他说。
在很多报道中，汪家杰廉洁公正。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父母的教诲。
汪家杰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读过几天私塾，母亲不识字。当汪家杰跳出“农门”后，若看到当地有不正之风，他的父亲总会用家乡梆子戏里的包公和海瑞教育他，对他说：“你的工资够用，千万别拿别人的钱，让人家骂来骂去。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即使后来因父母相继患癌症而背上了20多万元的债务，汪家杰夫妇俩省吃俭用，也绝不拿不该拿的钱。
2007年5月，不等汪家杰把治疗的钱凑齐，父亲就去世了。妻子孙文静回忆说：“这事像刀一样时时剜着他的心，他常常在睡梦中哭醒。”
去年除夕，母亲给正在值班的儿子打过一次电话后，也不幸辞世。汪家杰答应过父母“一定陪他们过个春节”的承诺尚未实现，两位老人就相继离开了。
大年初一，汪家杰全家回老家处理母亲的丧事，他意外地看到了很多已经出狱的服刑人员。这些人自发地给昔日教导员的母亲置办丧事，有的连夜送花圈过来。
初六晚上七点，全家人回到徐州的家中。汪家杰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放生痛哭，这哭声中，有悲恸、有愧疚、有感动。8点30分，他又匆匆洗了把脸，赶到监狱参加夜班巡查。
如今，经历过大灾、大痛的汪家杰淡然了许多。他愈发地希望做好本职工作。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能把本单位的事情做好，足够了。能够把自己手里这一块儿事情做得很精彩，人生其实就很精彩了，日后的回忆也会很精彩嘛。”
现在，汪家杰依然很少能正点下班回家。如果不加班，进了家门他就会先把外套脱下。
有一天，他进家门后忘记了脱外套。女儿便问他：“爸爸，你还走不走了？”
汪家杰说：“不走了。”
这时，女儿才松了一口气说：“你不脱外套，我心就揪着。”
汪家杰这才知道，原来女儿的心中一直觉得，只要爸爸进家门脱了外套，就是不加班了。“看见我脱了外套，女儿就开始开心地给我讲学校的事情。我要是不脱，她就不怎么说话，还让我吃完饭赶紧走。”他说。
从那以后，只要汪家杰晚上不加班，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脱外套。
(来源：法治周末)
12月4日晚8点，在央视“法治的力量2011―――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中，一位相貌清秀的监狱警察荣登“2011年度法治人物”。
他叫汪家杰，今年43岁，现任江苏省徐州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
做了23年监狱警察的汪家杰，教育管理的罪犯数以千计，转化过的顽危犯有百余人。他能把昔日好斗的“刺儿头”变成改造积极分子，也能让濒临破碎的家庭和好如初。
在疑似结肠癌进行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汪家杰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偷偷溜回监狱给服刑人员上“最后一课”；重返工作岗位后，他提请办理的4013起减刑假释案件，无一差错；他建立的“假释与社区矫正对接机制”和在监狱设立“巡回法庭”的机制，在全省推广……
当晚的颁奖盛典中，汪家杰被提名的理由是“阳光执法，感动重刑犯”―――他“秉持司法良知，用‘心’丈量法律的尺度，用‘心’呼唤迷途的新生”。
在充斥着阴暗和负面影响的高墙内，汪家杰却觉得工作起来“很快乐，很享受”。
这位被称为“当代刑罚执行官楷模”的江苏徐州人，讲话的语速有些快，言至调侃处会嘿嘿地笑两声，对于《法治周末》记者的问题，他毫不避讳地回答着，坦诚且坦然。
“做好工作，做个好人。”是他23年从警生涯后沉淀的终极信条。
用“心”丈量法律的尺度
2007年以前，汪家杰和其他监狱警察一样，与服刑人员朝夕相处。
在他思考如何更好地改造服刑人员时，一篇讲述“非权力影响”的文章，让他受益良多。
“那篇文章给了我一个理论支持―――权力因素只能起到惩罚作用，而非权力因素才影响更深。”他对记者说。
汪家杰觉得，若要对服刑人员施加非权力因素，就得“以心换心，慢慢交流”。先用情感打动服刑人员，再和他们讲道理，就容易得多。
曾有一个下雨天，监区一个患肝腹水的服刑人员突然昏迷，在场的人们因为害怕传染，都不敢靠近他。汪家杰见状，脱下自己的雨衣披在服刑人员身上，背起他就往监狱医院跑。
途中，那位服刑人员吐了他一身。但汪家杰并未放在心上。没想到，这个不经意的小事却让当时在场的服刑人员铭记多年。
“服刑人员平时接触的，只有我们这些监狱警察。监狱警察的人格直接影响服刑人员。你公道正派，服刑人员也阳光。要平等对待服刑人员，要施加好的、正面的影响，让他们感觉到，政府对他们是平等的。”汪家杰说。
曾有一名服刑人员，原是一家银行的领导。一个清晨，在激烈的冲突中，他失手将妻子的外遇杀死。案发后，他被判15年有期徒刑，到徐州监狱服刑。
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突然变为阶下囚，这位昔日的银行领导一面后悔，一面感到耻辱，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身体状况也开始越来越差。
这一切，汪家杰看在眼里。
在给他做思想工作时，汪家杰听完他的消极绝望之辞后，“啪”地一拍桌子，说：“你这样做其实就对了！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发生冲突才是不对的。若不发生冲突，你还笑脸相迎，那你就是窝囊废！”
听到这席话，那名服刑人员当场就激动起来，“像遇到知音一样”地看着汪家杰。看到对方开始对自己有了信任，汪家杰趁热打铁：“你别激动。他再怎么错，也错不至死。你是该‘搞’他一下，但也不该‘搞’死他。”
接着，汪家杰又从法律角度跟他聊了很多，教育、开导他。从那以后，这名服刑人员慢慢摆脱了之前的消极与绝望，积极改造。“后来，他特别爱和我说话。”汪家杰笑着说，这就是工作带给他的满足感。他说，这种满足感，20年来一直陪伴着他。
“每个人心里都可能有某一个关节想不开。我们就是要打开死结，一旦打开，就是另一条路了。要在关键几步扶他一下。也许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多花费一点精力，就能挽救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的人生。”汪家杰说。
汪家杰爱提“同情心”和“同理心”，他觉得，之所以这种心理如此根深蒂固，除了天性使然，还不得不提到他以前的老搭档。
“我和我以前的搭档当年就一致认为：最基本的人生态度，是尽可能做个好人；最基本的工作态度，是尽可能做好工作。”他说。
至今，汪家杰当年的想法依然没有变。
当问及为何将服刑人员的人生看得如此重要时，汪家杰略带调侃地说：“我们多付出三两滴汗水，就能救活一条人命。成本多低啊，所以，为什么不去做呢？”
用“心”呼唤迷途的新生
2006年年初的一天，正在工作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的汪家杰突然腹部剧痛。被送至医院检查后，他从周围人们的格外关心中，预感到了病情的严重性。
反复询问后，他被告知，自己的病情被初步诊断为结肠癌。
手术前一天晚上，汪家杰坐在病床上，把前几天给同事交代的工作在脑海里又过了一遍。忽然，他想起了最近表现刚有好转的顽危犯张某。之前，张某动不动就和其他服刑人员争吵打架，而且不服管教，他的改造，一直是汪家杰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最费心。
之前，汪家杰从张某儿子的来信中，得知了儿子对父爱的渴望。他突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突破这名顽危犯的关键点。他开始教张某给儿子写信，渐渐地，每个月等着儿子的来信，成了张某的一个期盼，他的改造状态也随之趋于好转。
担心张某又出现反复，他对妻子说：“我要去监狱最后安排一项工作。”妻子无奈地说：“你明天就要动大手术了，怎么还想着工作啊？”但最终，妻子还是放汪家杰回到了监狱。
张某至今还记得那晚摇晃着走进监舍的汪家杰。当时，他用诧异的眼光看着自己的教导员。
汪家杰坐下来，强忍着腹痛对他说：“你被法律判了刑，我被病魔判了刑，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找你谈话了。你的路还很长，希望你好好改造。同时希望你能作出一个让我放心、给你孩子希望的承诺。”
张某当场就流下了眼泪。他对汪家杰说：“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汪家杰连续做了两次手术。幸运的是，他的病最终被确诊为结肠良性淋巴组织增生。
出院后，汪家杰就赶紧拖着尚未完全康复的身体到监区去询问张某最近的表现。张某对汪家杰说：“教导员，你在自己病重手术前还想着我，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你那天说的话。”
之后，张某积极改造，先后三次获得减刑奖励。
这场死里逃生的大病过后，汪家杰自言：世界观起了变化。
“病后觉得：工作很重要，生命和生活也很重要。”昔日的“工作狂”这样说道。
重返工作岗位后，汪家杰被调到了机关，担任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负责减刑假释的办案工作。
用了一年多时间，汪家杰解决了之前工作中的遗留难题，并且创新性地设立了可供群众旁听的“巡回法庭”，首创了“假释与社区矫正对接机制”，后都在全省监狱系统推广开来。
2009年以来，在徐州地区范围内，徐州监狱通过与徐州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直接对接的假释罪犯有220多人，假释后无一人重新犯罪。
40岁那年，汪家杰有一次很好的机会报考副监狱长。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
“当时我想，自己身体刚恢复，在机关的办案工作也刚开始，很多事情还没处理完。考虑再三，决定不报了。”他说。
事后，汪家杰对政委说：“我就在这儿呆一辈子了。”
“以前，把工作看得非常重。如果不生这场大病，副监狱长我肯定会考的。但生过这场大病后，我就没想过仕途上的‘进步’了。”他说。
当先进也是工作
早在2001年，汪家杰就被作为典型宣传了。至今的十年中，他做报告不少，收获荣誉许多。“但我不是太在意。”这句客套话，从汪家杰的嘴里说出，却显得格外诚实。
最初，汪家杰只是在徐州地区“当先进”；后来，先进慢慢当到了江苏省内，直至全国。而他的压力，也随之增大。“不得不说，当先进压力太大。”他说。
这种压力是全方位的。
“不高兴也不享受。”是汪家杰面对镜头时的感触。“有些媒体来采访，面对摄像镜头，我压力特别大。每次接受完采访，都得缓好几天。”他笑了笑，语气中略带腼腆。
曾有段时间，汪家杰跟领导再三再四地说：“我不想当先进，不想出风头。”但领导笑着对他说：“当先进也是工作，要把当先进当成一项工作任务来做。”
“内心真不想这样做。因为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有能力，就应该做好。”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在汪家杰的事迹报告会上，他的妻子孙文静也做了报告。孙文静是汪家杰的高中同学，现在徐州市自来水公司工作。当年，由于孙文静的舅舅也在徐州监狱工作，和汪家杰偶尔见面，渐生情愫，后恋爱结婚。
对于丈夫的工作，孙文静非常支持。“她觉得，男人就需要做点事情。”说到这里，汪家杰有些掩不住的自豪。
但看到丈夫的先进越做越大，孙文静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她不希望我当先进，她觉得，只要我高高兴兴工作、快快乐乐生活就好。”汪家杰笑言，这也是他的人生信条。
监狱警察的工作，很多时候要晚上加班。按照不成文的惯例，下班后，大家就一起去夜市小摊上，围坐在一起，吃烧烤、喝啤酒。
现在，汪家杰当上了全国的先进，再欲杀至烧烤摊时，弟兄们都会调侃他说：“老汪可不能喝了，老汪是先进。”
“当了先进，特别是这几年，大家对你的要求也就高了。有时候一般反复两三次完成的工作，现在就得务必一次完成，压力很大。工作有失误很正常，但现在就会有人误解。”说到这里，汪家杰有些无奈。
同事们对自己当了先进后的态度各有不同。有些以前单位的老同志，把汪家杰当做自己的骄傲；也有一些人，不免心理不平衡。
面对理解和误解，汪家杰对记者说，他就一个想法：“本来什么样，我还是什么样。”
用亲情的监狱警察
最初选择监狱警察这个职业，并非汪家杰刻意为之。
“我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自小在农村长大。实事求是地说，那时候，找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选，都是政府分配，职业选择面很窄。当时农村条件差，只要能‘跳出农门’、找份工作就很好了。”汪家杰回忆道。
1984年，汪家杰老家地区的温饱问题才解决；1987年，高中毕业的汪家杰考入警校，开始了从警生涯。
自幼习武的汪家杰在警校表现出色，还入了党。毕业时，他很幸运地被分到了位于城市的单位―――徐州监狱。
“当时有同学被分到了离城市很远的单位，后来很多人都跳槽走了。我的单位在城市，所以就没打算跳。”汪家杰说。
初到徐州监狱，一切都很新奇，一切也都让这个初入警队的小伙子无所适从。“跟着老同志学。”他说。
最初，汪家杰被安排到入监队，主要做新入监服刑人员的思想工作。
刚入监服刑人员的情绪很不稳定，是一个“消极、想家、后悔的群体”。
面对这样一个特殊人群，汪家杰并不认为这是挑战，而更像是一种责任。他回忆道：“当时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我看到整天哭哭啼啼的犯人，生出了一种应该叫做是职业的同情心吧，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帮助他们。”
于是，这位年轻人开始摩拳擦掌。
他找来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书籍，自己备课，并以亲情为主，对新入监的服刑人员进行开导。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有很多新入监的服刑人员不知道还有减刑假释的政策，以为进了高墙内，就一切都完了。汪家杰教育他们，要向积极的方向看，鼓励他们：“好好改造，几年之后就有希望了。”
每安抚好一名新入监的服刑人员或其家属，听到一声声感谢，汪家杰就很开心。“当时，看到他们从哭哭啼啼到喜笑颜开，我真的特别有成就感。”说到后半句时，他拉长了语调，一字一顿地说。
那一年，汪家杰22岁。一年多后，他就被提拔为副指导员。
回忆起当年那段青葱岁月，汪家杰说：“当时的工作感觉特别好，看到很多犯人在心理上依赖我，让我觉得有一份责任感，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不舍得丢掉。”
就在当年警校的同学们纷纷想着跳出监狱时，汪家杰却发现自己愈发地陷入对这份工作的喜爱中。“很多同学都跳出监狱了，有的到了公检法，有的直接脱下制服去了企业。现在同学聚会，只有十来个还坚持做监狱警察的。”他说。
“特有成就感”的背后
提到这份给自己带来荣誉的工作，汪家杰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特有成就感。”
在放弃了副监狱长的报考后，他一心只想着踏实办案。“我更加想开了，就在徐州监狱踏踏实实干，我对做具体工作更感兴趣。”他说。
在很多报道中，汪家杰廉洁公正。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父母的教诲。
汪家杰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读过几天私塾，母亲不识字。当汪家杰跳出“农门”后，若看到当地有不正之风，他的父亲总会用家乡梆子戏里的包公和海瑞教育他，对他说：“你的工资够用，千万别拿别人的钱，让人家骂来骂去。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即使后来因父母相继患癌症而背上了20多万元的债务，汪家杰夫妇俩省吃俭用，也绝不拿不该拿的钱。
2007年5月，不等汪家杰把治疗的钱凑齐，父亲就去世了。妻子孙文静回忆说：“这事像刀一样时时剜着他的心，他常常在睡梦中哭醒。”
去年除夕，母亲给正在值班的儿子打过一次电话后，也不幸辞世。汪家杰答应过父母“一定陪他们过个春节”的承诺尚未实现，两位老人就相继离开了。
大年初一，汪家杰全家回老家处理母亲的丧事，他意外地看到了很多已经出狱的服刑人员。这些人自发地给昔日教导员的母亲置办丧事，有的连夜送花圈过来。
初六晚上七点，全家人回到徐州的家中。汪家杰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放生痛哭，这哭声中，有悲恸、有愧疚、有感动。8点30分，他又匆匆洗了把脸，赶到监狱参加夜班巡查。
如今，经历过大灾、大痛的汪家杰淡然了许多。他愈发地希望做好本职工作。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能把本单位的事情做好，足够了。能够把自己手里这一块儿事情做得很精彩，人生其实就很精彩了，日后的回忆也会很精彩嘛。”
现在，汪家杰依然很少能正点下班回家。如果不加班，进了家门他就会先把外套脱下。
有一天，他进家门后忘记了脱外套。女儿便问他：“爸爸，你还走不走了？”
汪家杰说：“不走了。”
这时，女儿才松了一口气说：“你不脱外套，我心就揪着。”
汪家杰这才知道，原来女儿的心中一直觉得，只要爸爸进家门脱了外套，就是不加班了。“看见我脱了外套，女儿就开始开心地给我讲学校的事情。我要是不脱，她就不怎么说话，还让我吃完饭赶紧走。”他说。
从那以后，只要汪家杰晚上不加班，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脱外套。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