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的青少年犯罪控制

【关 键 词】重点青少年群体/青少年犯罪/社会管理/青少年控制/社会控制

一、变迁中的青少年

197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等八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中央58号文件)，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犯罪问题的中央文件，也是第一份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的文件。这份文件高调而明确地将青少年犯罪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标识了出来，并对青少年犯罪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在青少年中问题仍然不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仍相当严重，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突出问题。据各地反映，在当前刑事案件作案人员中，青少年占很大比重，大、中城市一般占百分之七八十，农村占百分之六七十。这些违法犯罪青少年，从偷摸扒窃、打架斗殴、耍流氓，发展到拦路抢劫、强奸妇女、行凶杀人。有些结成“团伙”，为非作歹。有的已经成为刑事惯犯……我们深深感到，对于当前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严重性要有充分的估计。①

自此以后，如何实现对青少年群体的有效控制，开始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1979年以后，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名义下，中央又连续发布了多个加强青少年管理的文件。例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中发[1985]20号)、《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2000年11月29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2004年9月8日)、《关于实施“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的方案》(2004年11月3日，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等。

随着1991年《全国人大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的发布，中共中央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统领社会治安管理功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领导职能也相应归入了中央综治委②。2001年1月，中央综治委又专门成立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③，组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志担任，共有13个成员单位参加，办公室设在共青团中央。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为副组长，书记处书记赵勇为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此后，尽管人事变动，但仍遵循了由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任组长，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副组长，书记处分管书记任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的格局。作为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的领导机构，这样的配置的确属于“高规格”，也体现了高层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的重视。

从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的20个成员单位④及其主要任务设置来看，几乎囊括了与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相关的所有官方机构，成为青少年控制(社会管理)的全国性领导组织。同时，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的设置也明确将青少年与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并列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对象⑤，至少从这个角度看，青少年的形象已经从朝气蓬勃转变为了令人不安的群体。

青少年如何从“八九点钟的太阳”发展到令人不安的群体，是一个颇有些吊诡的转变过程。不过这样的转变符合青少年的社会角色特征：具备了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能力，但社会化却尚未完成。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青少年问题往往是社会问题的折射。进入社会转型期后，青少年成为首先游离出传统社会控制机制的群体，也因此成为了社会控制的难点与重点⑥。自2010年开始的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工作试点(本文简称“重点青少年试点”)，似乎更能印证这一点。

2010年8月6日，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工作试点的通知》(综治委预青联字[2010]2号，以下简称试点通知)，将闲散青少年群体、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群体、流浪乞讨青少年群体、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农村留守儿童⑦群体列为开展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试点的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不久后，经过申报等程序确定了北京市海淀区等16个试点城市(区)⑧，并以2010年9月至2012年9月两年为试点期限。同年10月28日，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在南昌召开全国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试点工作推进会，2010年10月19日又在山东泰安市召开全国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试点工作座谈会，以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为对象的教育帮助与预防犯罪试点工作正在全国引人注目地展开。

自197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央58号文件)发布以来，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即高度重视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但是如此“高调”地将五类青少年列为重点教育帮助与预防犯罪的对象，并在全国16个城市大范围地开展试点工作，似乎是第一次。

二、五类青少年群体何以成为重点？

将闲散青少年群体、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群体、流浪青少年群体、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列为开展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试点的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的理由是什么？这是一个颇值深究的问题。

从试点名称的落脚点在“预防犯罪”来看，将五类青少年群体列为重点主要基于这五类群体是犯罪高危群体的判断，因此有必要重点进行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例如，对五类青少年群体摸排专项行动后形成的一种似乎颇为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11个青少年中就有1个闲散青少年，25个闲散青少年就能转化出1个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而从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转化为犯罪的比例很高⑨根据这种观点，自然可以得出只要针对重点青少年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就可以达到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推论。显然，这体现的是对潜在犯罪群体进行“精确预防”的思路。

青少年犯罪中五类重点青少年的犯罪状况如何，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但是已有调查能够提供一些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统计，2004―2008年五年间共判处未成年罪犯412872人，占全部罪犯的比例为9.31%；从身份构成来看，农民身份的未成年罪犯比重最高，达到43.18%，其次是无业人员33.67%，在校生占12.26%，辍学生占2.57%，工人身份的占1.25%⑩。这一数据分析表明，在我国目前的未成年罪犯人群中，农民、无业人员、在校生为主要的犯罪之源。2009年的司法统计也基本反映出这样的规律：农民占41.47%，无业人员占36.71%，学生占12.96%(11)。可见，如从人民法院统计数据来看，似乎可以支持“闲散未成年人是未成年人犯罪主要来源”的观点。不过从法院统计数据所能得出的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是身份与犯罪之间有密切关联性，而是否处于闲散状态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性并不能确认。

关于流浪乞讨青少年的犯罪状况尚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已有研究多针对流浪儿童展开。这些研究表明，流浪儿童中的违法犯罪发生率很高，但基本上只是其在街头的生存方式。例如，根据中国流浪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查，靠偷、骗、抢劫和贩毒、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谋生的流浪儿童比例达32.9%(12)。

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犯罪率高于普通未成年人犯罪率较为一致地得到了犯罪学研究的支持。例如，美国某参议员的一份研究报告曾经指出：父母服刑的孩子长大后成为罪犯的机会比其他孩子明显高6倍，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他们之中的70%日后会被卷入刑事司法程序中。再如根据我国司法部的调查，截止2005年底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近46万，占在押犯总数的约30%，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被调查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违法犯罪的人数占被调查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的1.2%(13)。

农村留守儿童是由于农村流动人口在户籍地以外谋生时把未成年子女留在户籍地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一特殊群体的产生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加剧等原因密切相关。近些年来，由于留守儿童群体数量的庞大(14)，农村留守儿童开始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留守儿童犯罪也开始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研究认为，留守儿童犯罪呈现严重化趋势，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比重较高，但是尚无证据证明留守儿童要比非留守儿童的犯罪率要高。相反，留守儿童主要是作为权益容易受到侵害、需要关怀的群体形象而存在。不过，没有父母管教的孩子，的确是令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根据这种分层原则，陆学艺教授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个社会地位等级组成(19)。根据陆学艺教授的社会阶层分类标准，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大体均可列入底层之列。从这个角度看，此次试点工作并非仅仅在于探索对五类重点青少年的社会控制机制，也在于寻找对社会底层群体社会控制的有效方法――也即所谓的社会管理创新，这也是重点青少年群体试点工作的深层意义。

三、高调“标签”的隐忧

尽管对于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具有“担忧”的充分理由，对其重点采取教育帮助和预防其犯罪措施也有着充足的理由，但是试点工作对这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的高调“标签化”的后果，仍可能带来令人忧虑的后果。

五类重点青少年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专门针对这五类特殊青少年的特殊措施(尽管强调的是“教育帮助”)，的确可能带来将这五类群体从青少年中凸显出来的“他者化”效果――他们是与其他青少年不同的“特殊群体”、是需要“教育帮助”的群体、需要加强“预防犯罪”的高危群体。

事实上，在正式开展重点青少年群体试点之前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即为“排查摸底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做出了试图将五类青少年识别出来的努力。这次专项行动采取了由相关单位自下而上填表上报的方式，因此可能因为上报数据单位的利益相关性而降低所标识出来的重点青少年总量(20)。但是，这次专项行动所获取的重点青少年数据仍然足以引起中央决策层的担忧。例如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闲散青少年的数量必定惊人(21)，而这类特殊青少年群体的“失学、失业、失管”状态足以令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阶层感到不安。

正因为如此，建立能够快速识别重点青少年的常态信息机制，也自然成为了开展重点青少年群体试点工作的要求和各试点城市努力的一大基本方向。例如针对闲散青少年，试点通知明确要求“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信息管理网络，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加强对闲散青少年的联系管理机制，纳入基层综治工作平台体系，动员各种力量，分年龄段、分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针对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群体，试点通知指引的试点方向之一是：“公安、司法、行政和工商、城管等执法部门掌握大量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的信息，通过各级预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各试点城市，也把建立对重点青少年的有效识别机制作为主要试点内容及经验。例如，北京市海淀区针对闲散青少年建立动态数据库(22)；大连市加强信息化管理，完善重点青少年群体信息社区登记制度；海口市建立重点青少年群体信息共享平台和动态信息管理数据库等。通过建立将重点青少年有效识别的信息机制，再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帮助措施预防其犯罪，重点青少年的“他者化”与“标签化”也就成为了一种有意或者无意的结果。

总的来看，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基本上来自社会弱势阶层，闲散、留守、流浪乞讨、父母违法犯罪首先带来的是这些青少年群体需要给予特别关怀和社会保障的状态，其权益也容易受到侵害，而不是首先作为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威胁力量(23)。只有在其无法得到社会关怀与保障的情况下，才可能转化为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威胁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深刻地指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有些欣慰同时又有些遗憾的是，试点工作将“教育帮助”放在“预防犯罪”之前，体现了通过“教育帮助”手段达到“预防犯罪”效果的思路。从试点通知的要求以及各地的试点实践来看，试点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体现了正视五类重点青少年的弱势群体与权益保障缺失的现状，并要求或者努力通过福利关怀的方式最终达到预防犯罪效果的思路。但是，“教育帮助”也是一个具有蕴含单向性、居高临下的不平等性，甚至强制性的词语。从试点城市的实践来看，的确也出现了试图通过“强制性”、“惩罚性”的社会控制措施施加于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倾向。例如，试点通知中对于工读学校的推崇(24)，试点实践中个别地方采取强制送回的方式来控制外来闲散青少年(25)。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对青少年权益的侵犯，其合法性也是难免会受到质疑的(26)。

但显然，出现这样的倾向主要原因绝非简单的“用语不当”，其深层次原因是传统的“肤浅而直白”的强制性社会控制思维的折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权益维护型“教育帮助”这样一种“隐蔽而迂回”的方式对社会资源的要求高、周期长、效果难以验证，而“肤浅而直白”的社会控制措施，例如看死盯牢、惩罚措施、机构式看管等操作便捷且成效容易体现。必须注意的是，试点实践中出现的对强制性控制手段的依恋甚至滥用苗头，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背道而驰，应当引起足够的警惕。不久前，试点工作的名称做了一个看似小的修改，即将“教育帮助”改为了“服务管理”，这也许是对试点工作中“教育帮助”异化的一种纠正。不过，修改用语简单，而观念的改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必须承认，目前尚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在中国，闲散青少年、服刑在教未成年子女、留守儿童、流浪少年的是犯罪的高危群体，而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在某种程度??现象，包括有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青??害社会的犯罪行为。

具有超前干预性质的预防犯罪措施所可能??―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的深刻“提醒”。标签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些有权力者)对自己的行为所下的定义(definitions)作出反应；如果我被称为坏孩子，而??，而且按照他人对自己形象的模式定位去??要抑制的那种现象。”(27)也就是说，按??犯罪的原因。这样一种理论确有颠覆传统犯罪??犯罪的机制。任何具有超前干预潜在犯罪??靶(28)。标签理论得到了犯罪学研究与犯罪控制实??理论支持之一。重点青少年群体试点工作的一个潜在而现实??，很可能产生马丁・因尼斯所说的“讽刺的结果””，增加社会不和谐因素(30)。

对五类重点青少年的担忧也是??的自我修复功能。例如留守儿童虽然与父??的状态，而是自动出现了替代性监护人(31)。再如闲散青少年虽然处于令人不安的“闲散状??罪行为。甚至在很多犯罪学家看来，青少??“刻意”的干预和标签化，绝大多数青少年的不良??自愈”。也就是说，对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的教育帮助与预防犯罪工??其家人的正常生活(32)，甚至侵犯其隐私??的最大威胁在于阶层之间的隔离与对立正??度出现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更倾向于运??从这个角度看，将重点青少年作为一类特殊社??化与其他群体区别的做法，如果操作不当，可能难以成为值??青少年管理

针对当前我国公共安全机制??满情绪无害化疏解机制、不同阶层利益分享机??(33)。对重点青少年群体而言，这些建议也是适用的。但对于这??管理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重点青少年群体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够成立)而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因为社会弱势群??其被视为犯罪高危群体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其作为社会弱势者的地位往往是难以改变的??底层的状态下仍不至于成为社会秩序与社??特征决定了对其进行社会管理只能在“福利”的名义下才能获得合理??社会的犯罪行为。为了获得试点工作的合理与合法??青少年人数作为试点成效的核心评价指标，而??罪”以避免标签效应。在青少年受益人数??城市所出台的诸多试点措施，评价其是否符合??控制技巧性的展现，更是社会发展进步与社会??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与传统社会的联系薄??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不仅因为父母被监禁而导??对父母操行的要求；流浪乞讨青少年不仅与父??闲散青少年同样处在与学校、单位等联系??令人感到不安的关键原因，也符合犯罪学经典?犯罪原因的解释。

社会控制理论，又称社会联系理论、社会?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于1969年出版的《少年犯罪原因》一书中提出??进行控制的话，任何人都会进行犯罪。青少年??社会联系是指个人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联系??，社会联系由下列四个方面组成，这些方面可ment)，这是阻止青少年犯罪的情感要素。依??母的依恋、对学校的依恋、对同辈朋友的依恋，对??。(2)奉献(commitment)，这是阻止青少年犯罪的成本要素。如果人们为了??统的生活、财产、教育、名誉等活动中，就不??太高，当然这种犯罪的成本包括失去已经??期。(3)卷入(involvement)，这是阻止青少年犯罪的时间精力要素。卷入即花??活动(如传统的工作、运动、娱乐和业余诱惑中隔离开来，使得个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感知诱惑，考虑和从事犯罪活?素。信念即对共同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的赞同??可能进行越轨及犯罪行为(34)。

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罪试点工作的重点是从情感因素(35)、成??度重建或者强化其社会联系，使社会联系??他们成为“凸显”甚至“隔离”于社会中的特??系的青少年控制策略可以称为“融入式青少年??显”出来，以及采用惩罚、隔离式方法对??而且在技术上均是完全不同的。

具??群体的控制中慎重乃至避免使用，对于尚无违??读教育、主张通过强化工读教育的方式来??保持警惕。再如，在教育帮助的名义下，主张??惕的。因为，这类具有惩罚性、强制性的措施??严重的是容易伤害重点青少年对传统社会的情感。??的结果更可能是“讽刺性”的。

在开展重点青少年群体试点工。重点青少年群体也具有自理性，绝大多数重点青??而越轨，或者形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重点青??惯，政府、成人社会应当对重点青少年的生存方式、生活规律给予宽容的理解、适应和尊重――即便这种生存方式“看上去”不让人放心和习惯。举一个或许不恰当的例子，闲散青少年可能会较多的通过网络游戏、上网等方式打发时间，只要尚未达到危害身心健康的严重沉迷状态，就应当给予必要的容忍，而不宜通过社工等进行过度干预。

对于大多数重点青少年群体而言，除了家庭、学校外，社区是其主要的生活空间。在重点青少年与传统社会联系薄弱甚至破裂的情况下，如何在社区中实现对青少年的有效控制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社区具有强有力的青少年控制功能，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传统社区形态逐步解体，同时传统的社区基层组织也呈现松散与权威性不足的状态。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在社区中尚缺乏有力的依靠力量似乎日益成为社会管理的难题。

作为最大青少年组织的共青团，被寄予了厚望。不但成为了此次试点的具体执行者，也被要求直接参与对重点群体的教育帮助，特别是对农村留守儿童。但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事实是，共青团的影响力具有“漏斗效应”――越往基层影响力越弱，同时共青团的青少年认同度与影响力实际上已经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例如，由上海团市委权益部“共青团应参与青少年权益保护政策制定”课题组在上海市所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发现，仅13.2%的中小学生、5.2%的在校高校学生、1.1%的在职青少年、3.9%的社区(闲散)青少年认为团组织是最能代表自身利益和反映诉求的组织，创业青年中则没有人认为团组织是最能代表自身利益和反映诉求的组织。也就是说??低得惊人的，并且认可度与青少年的年龄成反比――越成熟越对共青团不认同。如何提??必须重视的问题。

那么，谁在社区中去教育帮助重点青少年？这是一个令试点推行者困扰的问题。近些年来??到了希望，也被寄予了重大的期待。“五??力量，也被发动起来，试图使之成为对重点青少年群体的“观护”者。但是，在短期内普遍性建??少年社工的实际作用似乎被夸大了。因为，社??业，许多青少年社工往往与其工作对象(例如闲散青少年)只有一步之遥。当然，社工、志愿者??。

此次试点并未将社区警务作为试点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有些令人费解。发达国??现了这样一个趋势，即“人们在对社会控制机构系统进行重构时，开始把社区作为一个加强??要”(4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社区警务中，警察的形象并非作为社区控制者的强制??重点青少年群体而言，社区警察是其朋友、榜样、便捷的求助者，是不可替代的“国家??是一种颇具技术性的政治策略，在社会管理创新成为热点议题的背景下，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与??与结果如何，值得期待。

注释：

①《中央宣传部等八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载中??(1987年・首卷)》，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②“综合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成为社会治安维护的基本模式。参见姚建龙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综述》，中国检?此提出质疑，参见张应力《综合治理起源于对青年第1期。

③2011年领导小组更名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建设部、文化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