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七月的一天，我和几个新分配的同伴，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对监狱工作的好奇心，在罗教导员的迎接下，背起简单的行囊，乘上那辆“嘎吱嘎吱”作响的“羊城牌”双排座货车，一路颠簸在崎岖的崇山峻岭之中，在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来到我们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站――位于云贵高原南麓、桂西北南丹大厂矿区新洲劳改支队的一个分押点――“笼箱盖”（三大队），因那地形像一只打开的“笼箱”而得名，这里海拔1000多米，距离矿部有十四、五公里远，一年六七个月时间为雨雾天气，被称为新洲矿的“夹皮沟”。
尽管那地方偏远、远离城镇，文化生活单调，但毕竟是我们走向人生的第一驿站。“有所思，就有所梦”，20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梦，但每当我梦回“笼箱盖”的时候，醒来时总让我久久地回味，回味那段单调而纯真的岁月、回味那些工作生活的记忆碎片……
一
那时候，每天清晨伴随着清新悦耳的鸟叫声，高坎上的那只高音喇叭总是准时地转播国内国际新闻，也是借助它――让我们了解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也就此开始了新一天忙碌的工作，白天进监舍处理业务、下井掘进采矿、带犯人上山耕作种养，晚上组织罪犯“三课”学习，我们就像那只高音喇叭一样，按照广播时间表，正常作息、正常工作，默默地奔忙在教育人、改造人的岗位上……
二
由于离矿部、镇上较远，我们几乎每两三个月出山一次，去会一会同学、逛一逛集镇，买一些书籍、日用品之类，那时薪水不高，是最好的节省办法。当时我们队里大约有十来个快乐的单身小伙，男多女少，工作之余，我们就揍到办公室前的那棵高大茂密的桂花树下，我们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我们既谈时事、谈工作，也谈生活、谈未来，有时也互相间调侃逗乐、起同伴“雅号”什么的……到了晚上，我们就聚在唯一的运动场地――灯光球场，投蓝、打球、锻炼身体。我不善篮球，偶尔上场一次，都是自个儿在场上“运动”，我的职责除了发球、就是拣球，因为球场的三面都是山坡，边坡好陡的，球滚多远我就追多远……我们的忠实观众就是家属、小孩、挖矿民工，球赛精彩的时候，掌声、欢笑声、喝采声，时常让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小山巅沸腾起来……
三
我当时被分配到从事副业生产的四中队担任管教员，当时还允许有外宿犯，我们平时除了白天抓罪犯管理教育和改造业务外，有时还要晚上三更半夜不定期到分散在周边的养猪场、鸡鸭场、牛栏等多个外宿点进行“突袭”查哨，严防外宿犯脱离监管。我的直接“上司”――韦指导员，四十开外，当过兵，工作特别认真，平时生活上很关心照顾我们，逢年过节经常邀我们到家里吃饭，但工作起来，“钉是钉，铆是铆”，从不跟你马虎过关，也不偷懒蒙混，总是做到言传身教，率先垂范。记得刚参加工作的那段时光，他经常深更半夜敲响我的房门，把正在甘甜梦乡的我叫醒，然后随他巡夜去，一巡就巡两三个小时，回来时天都快亮了。后来，我也慢慢地适应了指导员的“工作风格”，随时准备一件雨衣、一双高统水鞋、一把强光电筒、一根“撵狗杖”，当起了早年的劳改队“巡警”……
四
“笼箱盖”有一段进山公路长八、九公里，山道弯弯，路面崎岖，尤其遇到山洪冲刷，如果不及时抢修，进出车辆简直寸步难行。很早以前，大队就组建了一个修路组，由八个左右的犯人组成，带班的“班长”――就是被犯人们称为“覃干事”的中年干警，老覃年近五十，个子不高、身体消瘦，平时话语不多，与世无争，我对他的印象是早出晚归，他每个工作日就是带着他的“八人组”，靠一部“手扶”拖拉机、几把铁铲、铁锹、钢钎，长年累月默默奋战在这条连接山外的“交通运输线”和“生命通道”上，运矿车、过往车辆司机很尊重他，每每遇见他们都会长按啦叭向他示意。记得有一次，我陪机关的同志到他家里进行采访，他不善于表达、也不喜欢邀功请赏，总是淡淡地反复说到：“不要写我，我是一个修路的，没有什么好写的……”后来在教导员的再三劝说下，他才很不情愿地从柜子里拿出一大摞各种各样的荣誉证书，有地县级的、厅局级的……他二十几年如一日，甘当一颗“铺路石”，留在大山里的足迹有七万八千里，但据说他直到退休前都没有去过南宁、桂林游玩一次。他和许多监狱民警职工一样，他们的事迹平凡而不平淡，正是他们这种“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行为，从一个侧面生动演绎了“团结拼搏、开拓进取”的新洲精神，也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监狱人”发奋图强、艰苦创业，再谱监狱工作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