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子忠系浙江省十里丰监狱六大队大队长
[内容摘要]随着“首要标准”的提出和监狱体制改革、“5＋1＋1”教育改造模式的全面实施，监狱正面临着转型发展期的多重挑战和考验。在这一大背景下，监狱仅仅通过执行罪犯法定刑期和传统的教育改造罪犯模式，已经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与行刑科学化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涉及科学施教的方方面面，从宏观到微观、从观念到技术、从决策到运行、从选择方法到确定步骤、从执行法定刑到矫治心理刑、从传统教育型到现代教育型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本文就此进行探讨，并提出科学施教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首要标准 心理刑 人本效益 科学施教
2008年6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强调指出：监管场所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通过创新教育改造方法，强化心理矫治，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真正使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确保教育改造工作取得实效。这一目标为监狱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监狱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面贯彻“首要标准”，牢固树立“科学施教”观，切实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实现罪犯回归社会后安全“软着落”，是当前摆在监狱工作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
一、“首要标准”大背景下科学施教的重要意义
1、科学施教是落实监狱“首要标准”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监狱体制改革进入关键阶段，监狱朝着什么样方向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首要标准”的提出，强调降低刑释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重申了“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了我党的监狱工作方针，进一步明确了监狱的发展方向，对基层监狱工作实践具有强烈的约束和指引作用。对监狱而言，降低刑释罪犯的重新违法犯罪率最重要的保障措施就是科学施教，切实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这与我们历来坚持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是一致的。近年来，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在不断攀升。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调查，1982年至1986年，监狱释放的罪犯3年内重新犯罪率为5.39%，2003年全国押犯中重新犯罪分子占押犯总数的12.86%。从浙西某监狱2011年９２４４名押犯构成的情况看，二次以上改造的罪犯已占到押犯总数的２７.２４％。面对这一新情况、新形势、新任务，只有实施科学教育，提高改造质量，才能预防和控制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确保“首要标准”落到实处。
2、科学施教是实现监狱“本质安全”的客观需要。
坚持“首要标准”，根本目的是确保社会大局的安全与稳定。确保监管安全，是社会安全稳定大系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监管安全没有保证，提高改造质量，促进监狱工作的全面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作用都将是一句空话。科学施教是保安全、保稳定的治本工程，是确保监狱安全稳定的源头举措。如果说监管是“人防”，科学施教则具有“心防”的特殊作用。从近几年发生的监管安全事故看，监狱都十分重视“严防死守”，但还是有失防失守的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洞和问题。“十二五”时间期，我们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刑事犯罪高发期、对敌斗争复杂期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将明显增多，维护监管安全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我们只有更多地把目光放在是否科学施教这一影响监狱本质安全的“短板”和“软肋”上，把主要时间、主要精力用在抓教育改造上，跳出“就安全抓安全”的思维定势，真正通过科学施教，提高改造质量，促使罪犯的思想更加稳定，促使罪犯从“要我改造、要我学习”向“我要改造、我要学习”转变，使其真心悔罪赎罪、积极改过自新，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长效的安全稳定机制，才能从根本上确保监狱的长治久安，真正实现监狱本质安全，而非此一时或彼一时的安全。
3、科学施教是追求监狱“人本效益”的内在要求。
“首要标准”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科学施教就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是以罪犯为本的生动实践。随着党和国家、社会对监狱关注度的逐步提高和监狱刑罚执行职能的不断强化，罪犯改造价值实现“人本效益”即安全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要求愈加突出。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确保监管安全是监狱的首要政治任务，是监狱的“安全效益”，同时监狱又要切实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促使罪犯回归社会后能够成为自食力的守法公民，降低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实现“社会效益”。要实现这些目标，监狱有且只有通过科学施教，才能使“人本效益”同步推进、同步实现。
二、“首要标准”大背景下科学施教的现状分析
1、重入轻出。按常理，要将一名罪犯改造成为新人，必须经过“入监教育期――常规教育期――出监教育期”三个不同的改造阶段。但自从监狱实现“三大转移”后，不少监狱出于生产项目、生产流水安排的需要，从发展监狱经济出发，将出监教育置之脑后，纷纷撤销了出监队（或出监监区），至今还有不少监狱没有成立出监队（或出监监区），罪犯没有经过出监教育即走上新生，步入社会，这种局面已维持了好长一个时期。从浙江某监狱即将刑满释放的罪犯调查情况来看，他们因没有接受过出监教育而因此产生社会不适感的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一些长刑犯因长期关押在与社会隔绝的环境，临释前反应更加强烈，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变化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有不少刑释人员因不适应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
2、重管轻教。我国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其宗旨和根本目的是改造人，决非仅仅是惩罚罪犯，也不仅仅是关押，更不是单纯的关押。过去，我们对监狱工作的定位一直是“关得下、管得住、跑不了”，存在着重管轻教现象。而如今，在讲政治的大背景下，严防死守，确保监管安全成为监狱的首要政治任务，在这种高压态势下，不少监狱民警成为看守型民警，就安全抓安全，把监管安全与教育改造隔立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充分认识到教育改造是确保监管安全的治本之策，总认为教育改造是软指标、软任务，做多做少没关系，况且教育改造效果没有像抓监管隐患排查整治来得直接和明显，监管安全是硬指标、硬任务，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松懈，一天到晚抓监管安全，哪有精力搞教育。尤其是对一些顽危犯、重控犯的管理过份依赖严格管束的惩戒作用，认为对他们做教育工作是收效甚微的，只有严管禁闭才能让他们遵规守纪，不能静心地研究科学有效的教育措施。个别教育普遍存在应付了事的现象，只求完成数量，不求教育质量，谈话教育记录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仍然停留在粗放型、经验型、安全型管理的阶段，对现代教育改造理念和手段缺乏了解学习，以致以管代教、以罚代教、以劳代教，强制有余，疏导不足。
3、重形轻实。一是效果不佳，流于形式。近几年来，各个监狱每年所花的教育改造经费是一个不小数额，但实际使用效果并不理想，往往为了完成指标任务，应付上级检查，不惜成本做假台帐，搞形象工程的现象普遍存在。“特殊学校”的入学率、及格率、获证率不实，水份较多。如符合条件的罪犯入学率很高，但真正进课堂受教育的很少；“三课”考试考风不严，不能真实体现罪犯学习能力和水平；职业技术培训门槛很低，只要交钱就能获证，多数罪犯只为加分参训的情况普遍存在。二是内容空泛，形同虚设。自2011年推行“5+1+1”教育改造模式以来，不少监狱都面临教学场所拥挤、教学教材短缺、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设施陈旧等困难和问题。表面上看罪犯每周增加了“1”天的学习时间，但从这“1”天的教育内容安排上看，多数单位还只是形式而已，简单灌输一些内容，一天时间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对罪犯教育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4、重刑轻心。调查表明，在押罪犯具有三个普遍性的人格心理特征：一是价值观扭曲，负罪感差。主要表现为，多数为了实现早日新生这一最大利益，表面上服从管理，但对监狱的教育和改造很少有内心触动，悔罪意识差，功利性强。二是心理扭曲，人格不健全。近几年，我们对在押犯进行了多次心理测试分析。结果表明，罪犯存在心理问题、人格障碍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达20%左右。特别是其中存在反社会人格和犯罪人格的数量明显上升。三是情感扭曲，社会责任感严重淡化。传统的教育模式和社会帮教工作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他们对外界的帮助和教育普遍持不信任、无所谓的态度，甚至把自己的犯罪归因于家庭、社会。绝大多数民警认为只要将罪犯法院判决的法定刑执行完毕即可，而对罪犯心理刑（是指罪犯因人格障碍和心理问题影响其改好的时间）的矫正却很少有人潜心研究、关注和重视，有的罪犯虽然法定刑长，但心理刑短，如职务犯受到法律严惩后，其犯罪心理基本消失；有的罪犯虽然法定刑较短，但心理刑很长，如盗窃犯重新犯罪率高居各类犯罪之首，看似刑罚已经执行完毕，但其犯罪心理并没有真正得到矫正，以致于回归社会后重踏覆辙，一次又一次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