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句在上个世纪中国监狱系统流行多年的箴言，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久久回荡。因为这句箴言不仅是对中国老一辈监狱干警无私奉献精神的热情赞颂，更是当时中国监狱干警艰辛创业，人生命运的真实写照。
按常理推论，“监狱”应当是高墙耸立，电网密织，戒备森严的特殊场所。然而，在上个世纪中国绝大多数监狱不称“监狱”，称“劳改支队”，“劳改总队”或“劳改农场”。那时中国绝大多数的“劳改单位”都设在人迹罕至，交通信息非常闭塞，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荒山秃岭或深山老林。劳改农场所辖的劳改大队、中队（那是没有监区）大多分布在绵延起伏的群山上，大队、中队没有交通车辆，干警有时候到场部开会，往往需要徒步行走几十公里的山路才能到达。干警和犯人吃的粮食都是靠自己种植，生活必须的油、盐、煤等都是靠人工到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外的场镇去购运。有的劳改民警在山上工作几十年甚至没有坐过一次火车、汽车，也没有下过一次大山。那时山上没有电视、电话、报纸，山下山外的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许多干警都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组建的多数劳改单位没有“高墙电网”，没有坚固的监控设施，没有专门的“武装警戒”，因而被称“监狱不像监狱，干警不像干警，犯人不像犯人”的“三不像”单位。当时重庆境内的七个劳改单位除弹子石的“四川省第二监狱”（现在的渝都监狱）在重庆主城外，其余六个劳改农场均设在云飘雾绕的大山上。我工作的四川省三合劳改支队就设在重庆梁平县曲水乡群山环抱的白洋河沟深处。
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了“老婆孩子跳出农门”，从地方教师队伍改行到劳改单位工作的。最初，我以为劳改干警穿黄色警服，戴黄色警帽，吃国家皇粮，其工作生活条件肯定比当“教书匠”优越得多。谁知到了劳改单位，看到穿黄衣的干警们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经常带着犯人外出劳动“自挣口粮”，干警和犯人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异常艰苦，我曾一度后悔过我的“改行选择”。
说到当时劳改干警的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辛，大家都能咬紧牙关挺住。然而，最令劳改干警们特别艰难、特别痛苦，最不堪忍受的是许多男干警难有自由恋爱的情缘选择，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老婆。绝大多数劳改干警因艰苦工作生活环境而荒废了他们的宝贵青春，葬送了他们应当拥有的美好情缘。
原三合劳改支队纪委书记赵国民曾向我讲过他在原奉节青龙劳改支队政治处专职从事“红娘”工作的故事：一九五二年，奉组织调令，二十出头的赵国民从地方公安机关调到奉节青龙劳改支队政治处工作。赵国民到任后，政治处领导指示他专职从事“红娘”工作，小赵很纳闷，对处领导说“我本人就是单身汉，怎么能去帮别人寻找对象呢？”处领导对他说“现在我支队从部队转业的光棍很多，组织决定你专门从事帮这些光棍干警寻找对象，解决他们婚姻难题的工作，是鉴于你有文化，是从地方来的干部，人脉关系广，相信你能完成组织交给你的工作。”接着处领导又叮嘱他：“眼下我们支队的光棍干警太多，要从优先解决年龄最大，革命时间最长，资格、级别最高的老光棍婚姻难题入手。”说完，处领导就将一批光棍干警的简历档案、照片资料交给赵国民。服从命令是警察的天职，就这样，赵国民这个年轻的单身汉政工干部就担起了帮老光棍干警找老婆的艰巨重任。
赵国民接过光棍干警资料一看便傻了眼：这批光棍干警多数是从解放大西南战争部队转退下来的“南下干部”，多数没有文化，其年龄多在30至50岁之间，多属“高级剩男”和“超级剩男”，要帮助这批光棍干警解决婚姻难题，对于从未当过红娘的年轻小伙来说确实太困难了。但要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困难再大他也必须去面对。
于是赵国民拿着光棍干警们的档案资料走下青龙山，到毗邻劳改支队的乡村为光棍干警们寻找良缘。小赵拿着光棍干警的档案资料对女人们说：“我们这些干部都是为穷人打过天下的‘南下干部’，思想品德，身体条件都好，只是年纪稍大了点。俗话说，男大一枝花，女大是冤家。只要你们愿意和我们的解放干部喜结良缘，我们支队还可以帮助调到青龙硫磺厂当工人。”经过苦口婆心的介绍和劝说，一些年轻村姑答应到青龙山与光棍干警们见面。见村姑动心了，赵国民喜出望外，然而，当村姑们来到青龙山上，看到刺鼻的硫磺硝烟四处弥漫，看到劳改农场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看到干警们的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有的村姑便犹豫不决了，有的干脆连饭都不吃跑下了山。望着村姑远去的身影，赵国民心里又说不出的酸楚……
在为光棍干警解决婚姻难题的艰巨工作中，令赵国民终身难忘的是帮助一个团级红军转业干警解决婚姻难题之事：经过赵国民的艰难寻找，他先后为这位县团级别的“超级剩男”介绍了三个女人，但三个女人都因这位光棍干警年龄太大，青龙劳改支队环境太艰苦而告吹。最后这位超级光棍对赵国民说：“小赵呀，只要你能帮我找个女人成个家，我就非常感激你。我不管这个女人年纪大小、相貌美丑，也不管她是什么成份（家庭出身），只要是个母的都行。”后来经过多方寻找，赵国民终于找到了一个年过四十的地主成份的寡妇，帮助这位超级光棍解决了婚姻难题……
长年累月工作生活在大山的劳改干警，因为自然条件和工作环境的限制，他们之中多数都经历过艰难择缘的痛苦煎熬。有的干警为了婚姻干脆辞掉工作远走他乡，有的为了成个家只好廉价拍卖自己的爱情，降低条件与自己并不相爱的女人草草完婚；有个别女干警为了能下山，甚至放弃自己的工作跟刑满释放人员私奔。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组建在大山深处的老劳改单位如重庆境内的青龙劳改支队、东印劳改农场、永川新生劳改农场和金华劳改农场等劳改单位的“光棍干警”尤为较多。由于劳改农场交通闭塞，条件艰苦，很多人都不愿去那里工作，一些单身劳改民警都渴望离开大山。为了稳定劳改干警队伍，解决干警的婚姻恋爱难题，有的劳改农场根据上级有关政策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一些稳定队伍的土政策：如在劳改农场工作多少年的其家属子女可以“农转非吃商品粮”；在劳改农场工作多少年的干警子女可以在场部安排当工人；在劳改农场工作多少年的干警子女工人可以“转干当警察”；父辈在劳改场退休离岗，子女可接班补员；有劳改农场为解决干警子女的上学难题，在场部建立了干警子女学校等“从优待警”措施，以吸引劳改干警安心扎根深山从事党的劳改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导致不少劳改农场逐渐形成了“子承父业、孙继祖业”的世袭劳改工作裙带现象；逐渐形成了劳改干警婚姻恋爱“自产自销”的“近亲联姻”现象；逐渐形成了许多劳改干警祖孙三代都在艰苦大山深处从事劳改工作的无奈选择；逐渐形成了许多劳改干警为党的劳改事业“奉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缩影。
（作者单位：重庆市渝州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