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走了，年仅53岁，她因病过早离去，我感到无限悲痛。在她离开人世6个月前的那天傍晚，我得知二姐患了不治之症，当时我正开着车在回家的路上，汽车音响里传来了降央卓玛的歌曲――《西海情歌》，在凄婉苍凉的歌声中悲伤如波涛般汹涌而至，我立刻被淹没在一片泪海之中。
二姐名余花，姓戴，随她父姓，其实与我同母异父，还在娘胎时她父亲就生病去世，作为父亲的遗腹子，又是女孩，故名余花。母亲生她时恰好是1959年，那时人们已经过新社会婚姻观的洗礼，特别是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面临着饥荒的考验，世俗观念的革新和生活的困苦让母亲选择了带女改嫁的路子。她出生后四个月，母亲即改嫁到方宅，迎接母亲的队伍在前头走，礼炮阵阵，好不热闹，她在迎亲的队伍后面让姑妈抱着，哭哭啼啼地来到了我们家里。
我们一家七口人，家庭成员有些特殊，二姐与我同母异父，大姐与我同父异母，母亲改嫁到方宅后，又有了我小哥、小姐姐和我。二姐从小热爱学习，品学兼优，写得一手娟秀漂亮的仿宋体，初中时还是副班长，深得老师的喜爱。初中毕业时，老师极力推荐她上高中，但那时，大队的推荐至关重要，能否上高中全由大队支书说了算，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从来不会去拉关系走后门，恰好家庭负担又重，他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最终学习成绩比二姐差得多的支书的儿子上了高中，二姐没能上。后来二姐在生产队里劳动了年把，曾经的班主任又找到我家里，希望我二姐能继续去读书，但二姐想到不少知识已经生疏了也许会跟不上，父亲则希望家里多一个争工分的劳力，而不是多一个花钱的负担，于是二姐再次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如果她能上高中，命运或许就此完全改变。与她初中同班的班长后来成了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初中毕业那年的夏天，15岁的她伤心地流着眼泪扛起了锄头，开始了在生产队艰苦的劳动，为家里争工分、争口粮。在生产队里众多参加生产劳动的女孩子中，二姐算是劳动最敏捷的一个。每年的冬天，县里都会组织农民维修或建造水库，有好几年的冬天，她都背着箩筐到几十公里外的水库工地上冒着寒风日夜劳作。作为家里的老二，她为父亲分担了应尽的责任。
家乡有句谚语：“身怀一艺技，顶种二亩地”。为了生计，那时农村子女长大时都要学一门手艺，二姐选择了学裁缝，这是1970年代女孩子最向往的手艺了。家里好不容易为她凑了钱买了缝纫机，让她与村里几个要好的小姐妹一起拜了师傅，白天在师傅那里，晚上回家往往还练习到深夜。刻苦耐劳成了她一生的品格、秉性和习惯，她的这种习惯即便在她患病之前的一二天仍没有改变。在同一个学习班中，也最早出师，老师说她聪明好学。二姐从此与裁缝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爱美是所有女孩子的天性，为了防止被太阳晒黑，又能增加一点清凉，夏天干农活时，她有时在草帽下面还用毛巾盖在头上，但在繁重的农活中，再多的保护措施，也是徒劳的。参加生产劳动不久，原本白晰的皮肤经过日晒雨淋就变黑了。二姐那时长得有点儿胖，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瘦子多胖子少，二姐稍微有点胖就显得很抢眼，她生怕也以后难嫁人，于是拼命减肥，常常可以连续几天不吃晚饭，可效果并不理想，她的体型依然没有太多的改变，直到以后在繁重的劳动中在她并不在意身型时反而变得苗条了。她的牙齿略微有点外露，加上体型比别的女孩子要胖，常常有点自卑，其实她有一双细长而又明亮的眼睛，身高中等，人又聪明，性格开朗，完全没有必要自卑。
女孩子对自己的婚姻总怀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可越是浪漫越可能遭遇痛苦。她常常在晚上与村里几位姐姐一块去邻村、城里看电影、看戏。1980年代初期，电影《庐山恋》强烈地冲击了社会禁锢思想，男女青年自由恋爱、敢于冲破传统的思想对二姐的影响十分强烈。那两年，二姐在附近水库工地上干活，认识了一个我们浦江邻县东阳的男青年，两人感情笃深。年轻人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属于城镇居民户口，照理姐姐是农业户口，算是高攀了，但母亲死活不同意，理由是男方不是本地人，工程建设常年在外地，家里照顾不了。女儿远嫁他乡，更不便回来照顾年迈的父母。母亲坚决不同意，要求二姐断绝与对方来往，有一次那青年带着一堆礼品来我家，母亲把对方的礼品狠狠地扔到了门口。为此，二姐以绝食表示抗议，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滴水未进，父亲看着心痛，端来饭菜，坐在她的床边，流着眼泪，好言相劝，才让二姐吃下几口饭。后来二姐又跑到东阳去找对方，大概约好在东阳车站接应，不知什么原因二姐等了两个小时也没有见到对方，她从此断了心思。
1982年的秋天，二姐23岁，由父母作主，最终嫁给了本村的小伙子――我现在的姐夫。姐夫为人耿直，粗犷壮实，很有男人的魅力，在村里年轻人中也有一些威望，就是家庭经济条件差。二姐开始专心经营自己的小家，夫妻之间平常话语不多，但家庭生活和睦，后来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她一头扎进生活，奔波在辛勤劳动的路上，青春的浪漫在蹉跎岁月中渐渐失去了光华。
姐夫父母家人口多，经济条件差，他的奶奶、父母、兄弟、妹妹全家9口人只有二间泥墙建的二层楼房子，分家时姐夫仅分到了比一张床铺稍大点面积的楼上半间房。为了能过上富裕的生活，特别是能让两个子女成才，二姐和姐夫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平时节衣缩食，起早贪黑，承包过鱼塘、山林，种植过桃形李、桔子，到城里为小摊贩定制服装，到私企打工，后来又到邻村租借房屋，开了小卖部，拼命干活挣钱，人也消瘦了。人家要用三天才能做完的活，她仅用两天就完成，常常加班至深夜或凌晨。听三姐说二姐在城里干活那几年，中午经常仅吃一碗粥加一个薄薄的麦饼，三姐说你干活这么辛苦，吃这么一点怎么够？二姐说习惯了。从县城到家里大约有七八里的路程，二姐晚上常常干活到深夜，每次从城里回家都要经过一个荒山坡，有一次，次日凌晨二点钟才放下手头的活，从城里往家赶，漆黑的夜晚，推着自行车行走在荒山坡上，突然路边窜出一人来，她差点吓得把自行车扔下逃跑。
二姐性子急，干起活来从来不知疲倦，也没有休息日，没有过节的概念。家里人常常一觉睡醒来，还听到她踩缝纫机的哒哒哒的声音，坚持在深夜昏黄的灯光下做裁缝。在私企工作那几年，夫妻俩常年住在厂里，是最辛苦的几年。每次我回老家浦江，只能到厂里找她。春节是农村人最隆重的节日，人们不论离家有多远，都会千里迢迢提早赶回家，不论手头的活有多么重要都要暂时放下，等过完节再做。但姐姐不是这样，为了家庭，她认为能多挣一块钱也好。人家早已回家准备年货、打扫卫生，把家里搞得十分喜庆，她往往还在厂里忙着，有的年份即使人家已点燃了除夕的便炮吃了年夜饭，她仍没有回家。有一次女儿从学校回来，催促她后才和女儿一起上街买了点熟菜回家，就像平常吃便饭一样打发了年夜饭。
她对子女体现了无私的母爱。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山里走亲戚，出来时没赶上公交车，她背着她5岁大的儿子，我说让他自己走一段路吧，二姐心痛儿子，不顾旅途劳累，20多里的崎岖山路，硬是背着我的小外甥，一路艰难地行走。为了孩子的成长，她与姐夫操碎了心。凡是女儿和儿子高考那年，她与姐夫都风雨无阻，几乎每天要给他们送菜，就担心子女营养跟不上，影响学习成绩。有一次，听说儿子在学校里放学后还有上街玩游戏的不良习惯，夫妇俩带了菜特意守候在校门口，整整站了两个多小时，果真逮到儿子与同学一起悄悄溜出校门准备去游戏厅，姐姐用母爱感动了儿子，让儿子改变了不良习惯。女儿、儿子没有辜负父母的一片苦心，大学毕业后都考上了公务员。
姐姐曾给了我真诚的抚慰和很大的帮助。我小时候常常在晚上跟着她去邻村、城里看戏、看电影，那种温馨的情景我记忆犹新。在我读大学时，她与我的哥哥和其他姐妹一样给了我无私的帮助。我大学四年除了饭菜票由学校发之外学杂费、零用钱都由姐姐和兄长资助。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多数农村人的生活还处于贫困阶段，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哥哥姐姐都已成家，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十分艰苦。等我工作后，最近几年她开了小店里，工作稍稍变得轻松起来，我每次回家去，二姐都要放下手头的活儿，热情地邀我们吃饭。她包的咸菜馄饨，味道鲜美，我最喜欢吃，可如今再也吃不到她包的馄饨了。
积劳成疾，终无回天之力。姐姐终年劳动，平时有点不舒服就在家里躺一躺，很少上医院，好像身体挺健康。今年清明节后，不幸突然降临到二姐身上，她被杭州医院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晴天霹雳，当时我真不敢打电话给已躺在浙二医院病床上的姐姐，生怕她也会痛哭，而当我终于鼓足勇气给她打电话时，没想到她是如此的镇静，好像病情并不严重，她的泰然自若出乎我的预料。但仔细想来并不意外，这就是她面对困难和生活压力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强的品格。后来我去看她，她说自己的病症即使耗去家庭所有的积蓄也无法治疗，还会拖垮整个家庭。在整个治疗期她一直要求放弃治疗。在杭州治疗结束后，居然选择了轻生之路，于是多处骨折，耽误了第二次最佳化疗期，直到去世也没能站立起来。遗憾的是在她住金华中心医院治疗期间，由于工作原因我连晚上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探望照顾她。
二姐吃苦耐劳、节俭简朴，对子女无私的爱，对兄弟真诚的帮助，对病魔无所畏惧，感动着亲戚朋友和邻居。其实许多农村妇女也像我二姐这样，为了生计、为了子女、为了未来，她们在艰苦的条件和环境中日夜拼搏直到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点气力，仍然生活的社会的底层，她们用生命去换取的积蓄永远也换不回她们的生命，也不愿意用自己的积蓄去换回生命。
二姐走了，在泪眼模糊中我好像仍然看到她在深夜昏暗的灯光下哒哒哒踩着缝纫机，仍然看见她在冬天寒风中挑着沉甸甸的箩筐行走在水库大坝工地上，仍然看见她微笑着招呼我并给我端来了热腾腾的美味馄饨……
作者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浙江省第五监狱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