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论证压力―反应模式在研究中国农民犯罪中的适用性，构建出中国农民犯罪成因分析的理论模式。运用此种模式，系统地分析了农民犯罪的发生机理和深层次原因，认为经济压力是农民犯罪的主要动因，并且对包括历史的、主观的、环境的、技术的等多方面的经济压力的来源进行了进一步细致的分析。
【关键词】农民犯罪 压力―反应模式 犯罪成因 经济压力
农民犯罪作为当前涉及社会群体、影响范围都最为广泛的不稳定因素，不仅破坏了和谐的社会环境，冲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直接威胁着社会稳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大阻碍。那么导致农民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农民犯罪的原因：经济压力首当其冲
（一）农民犯罪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
运用压力―反应模式这一分析工具，来考察农民犯罪问题，将农民犯罪看作农民对于经济压力的一种反应方式。这是有其科学性的。因为纵观各种农民犯罪，其动机大多集中在一个“钱”字上。无论是盗窃、抢劫、诈骗，还是贩卖人口、财产纠纷导致的人身伤害，亦或是由维护经济权益而引发的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其主要目的均为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通过对陕西省的主要刑事案件作的分类统计可以看到：在所有侵犯财产犯罪的主体中农民占53％，在抢劫犯罪中农民占50％，在盗窃犯罪中农民占53％；另外，在诈骗犯罪和毒品犯罪中农民所占比重分别是61％和39％[1]。显然，相较于其他社会主体，农民在所有侵犯财产犯罪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这一结果反映出农民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其犯罪与经济利益之间具有更强的相关度。
农民犯罪与经济利益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地区也得到了证实。根据张雪筠对天津市农民犯罪的研究，该市农民犯罪中，以获得财产为目的的犯罪是所有类型中占比重最大的，1990年仅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两项占比高达74.3％，1999年这两类犯罪占比为61.2％。农民犯罪的罪名也主要集中于几个与经济利益有关的罪名上，如盗窃、抢劫等[2]。
我国的农民犯罪类型相对集中，主要是侵犯财产权、暴力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尽管各地以侵犯财产为目的的农民犯罪变动趋势各有差异，但是所有的报告均显示，这类犯罪在所有犯罪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且多为80％左右[2]。而这一特点在贫困地区尤甚。根据陈忠林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古蔺两县的考察研究结果，贫困地区农民以获得财产为目的的犯罪高居各类犯罪之首[3]。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农民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的内部结构也正在发生着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般性的侵犯财产权案件（如盗窃案件）逐渐下降，带暴力或者暴利性、智能型的犯罪案件（如抢劫、诈骗、拐卖人口、贩卖毒品等）呈上升趋势。
（二）农民犯罪与经济利益相关性的理论考察
历史唯物主义犯罪学理论的观点认为，犯罪的发生总是有其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历史背景。因此，离开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的背景，我们是无法准确地说明犯罪的根源、目的和手段的，更无法说明各个社会群体犯罪的特征和原因。对于我国农民犯罪的研究也应当按照这样的要求，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来考察。相较于历史上和其他国家的农民犯罪，我国现阶段的农民犯罪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正是由我国农民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犯罪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首先体现在犯罪以直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一些罪犯往往企图通过犯罪行为获取非法的经济收入。从现有的经济利益格局来分析，构成非法收入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贪欲型犯罪收入，即在已有较高收入的基础上谋求更高的收入，例如官员贪污、受贿，企业偷漏税获取的收入；另一类是补偿型犯罪收入，即在现有的经济利益关系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阶层获得的非法收入。我国农民犯罪取得的收入就是这种补偿型犯罪收入。之所以称之为补偿型，在于处于劣势地位的阶层的利益一直是受损的状态。而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客观原因，如自然条件、技术水平等因素引起；二是社会结构因素。但是，即使农民的劣势地位因农业对自然条件有很强的依赖性，农业技术进步速度缓慢，工业发展要农业积累全力支持而形成，也不能掩盖农民的补偿型犯罪收入的违法性。对于现有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只能通过调整分配机制等合法途径来进行，犯罪是对合法的经济利益关系的非法调整和反叛，是违法的。
犯罪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还表现在它是对合法经济秩序下形成的经济压力的反应。类似于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当社会成员承受了一定的经济压力后，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当我们的研究限于观察社会成员个体，而不是几代人时，就可以把社会体制制度作为决定社会成员应对经济压力能力的惟一因素。因此，社会成员在承受了经济压力之后，就不再考虑提高自身的素质，而只考虑调整经济利益的分配制度，以提高自己分配的份额，增加收入，缓解经济压力。当通过合法途径无法应对经济压力，或者采取非法手段应对的成本明显低于以合法手段应对时，社会群体尤其是贫困人群就会很容易选择以犯罪的手段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压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其犯罪率要高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平均犯罪率。
犯罪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最后表现为犯罪分子企图通过增加其经济收入来提高其经济地位，从而改变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是社会地位的基础，社会地位又是决定社会话语权的基础，而社会话语权的大小又会影响其经济收益的机会。因此，一些犯罪分子企图通过获得大量非法收益来谋取一定的社会政治权益，并最终达到其收入根本性增长的目的。
（三）农民犯罪的主要诱因：经济压力
当前我国农民犯罪之所以大多与经济利益相关，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农民现在所处的经济地位相对较低，承受的经济压力大。农民犯罪是对其承受的经济压力的反应，这种反应既可能表现为在经济压力下对现有的经济秩序的反抗，也有可能表现为为了缓解现有的经济压力而采取的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由于我国农民承受着不同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特有的、更加沉重的压力，因此，从其承受的压力角度来分析农民犯罪更具有科学性。
社会科学中的压力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多用于描述社会环境因素使得对象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形成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或者形成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的弱势，或者形成现实与预期的差别，从而导致社会成员承受经济负担，进而使其承受心理上的负担。这里的经济压力特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导致的利益受损，这种利益受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收益的绝对量小于其他社会成员；二是拥有的经济资源存量小于其他社会成员；三是在社会经济权益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对社会付出多，而获得的收益少。社会成员在这三方面的受损使其心理上形成对于现有经济格局的不满，产生反抗、无奈、自卑、逆反等心理，这些都将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一定的社会环境给对象造成了经济压力，并通过社会传导机制施加到对象身上，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逐步增加压力负担。当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对象就会对压力作出反应。对于反应的方式，对象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类活动影响的结果，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护、改善环境。我们把这一基本思想引用到对农民犯罪的分析中，可以把农民犯罪看作是农民对自身所处的经济环境恶化的反应措施的选择。农民犯罪的分析与生态经济学对改善环境的分析在诸多方面是相似的，具有借鉴意义。他们所遇到的问题的性质相似，都是环境（生态环境或经济环境）恶化，人们都是需要应对环境的变化；解决的基本思路相似，都是要采取措施以应对环境的变化，且环境都是可改变的；所采取的措施的意义相似，都是要通过一些措施来对环境施加影响，以有利于自己的生存；所采取措施的目的相似，都是希望通过改善环境而从环境中获得收益。不同的只是生态经济学是使环境正方向改变，而农民犯罪是从环境中夺取收益。可见，在分析农民犯罪时，引入生态经济学的压力―反应模式是适用的。
（三）分析农民犯罪成因的压力―反应模式框架
本文基于把农民犯罪看作是对社会经济压力的一种反应的思路进行分析。由于农民所处的经济环境中有诸多不利的因素都对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压力，所以面对这些经济压力，农民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应对，而犯罪便是其选择之一。
按照压力―反应模式来分析农民犯罪，首先需要分析农民所处的经济环境中有哪些因素对农民形成压力，然后分析这些压力如何传递到农民身上，农民如何接受并承担这些压力，接着分析农民对经济压力的判断、农民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再来分析农民为什么在所有可能的措施中选择犯罪。作为犯罪学研究的目的，最后根据以上分析来寻找预防农民犯罪的方案。基本的分析步骤如图1所示。
图1 压力―反应模式的分析步骤
（附图略）
压力―反应模式的分析框架，较符合我国现阶段农民的实际状况，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这一分析平台有利于分析向模型化、量化、指标化方向发展，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应用前景。由于本文尝试运用压力―反应模型来分析我国农民的犯罪问题，所以全文的分析框架即是按照这一分析模式来构建的。
要利用这一模式来分析农民犯罪，首先要分析清楚这些经济压力源自哪里，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分析其他的相关问题，有的放矢地、有重点地解决好农民犯罪这一社会问题。
三、我国农民面临的经济压力来源分析
（一）历史原因
第一，我国农民历史上长期处于社会的年前，无论任何社会，无论何种制度设计，也??缺少应有的话语权，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背景下，农民得不到应有的社会文化尊重；另??着较多的落后的文化传统，法律意识淡薄??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
第二，农民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处??。当前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不能形成一??判过程中不能占优势，其谈判的能力也就??群体的经济权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受到损害的往往是农民。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大多由农民承担，但是其收益却较少由农民??这些土地大多从农民手中征用，农民得到较少的补偿，??此，大量承担社会成本，较少享受社会收v>
第三，农民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上也处??地的承包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政府。随??基础设施、工厂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等设施所??民。由于从事生产活动的最重要的生产资??造成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犯罪行为mily:Tahoma;"> （二）主观原??目前，我国农民虽然逐渐接受市场经济观??。面对市场经济的利益诱惑，为了实现物质文??去体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义”重于??想却在内部为他们套上了一层枷锁。新旧??去从事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但最终却可能受到pan>
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有的农民会表现出见利忘义，违规经营，不??；还有一些表现出典型的“暴发户”心态，即??一味追求奢侈的享受上，最终导致经营活动失败。除此??求现代市场经济自由、平等的一面，也有承袭传统的等??望能与国有经济平等竞争，希望政府减少对其??展空间；但另一方面，在经营活动中，却崇尚??济行为给农民带来的往往是畸形的经济行??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环境原因
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变革与转型时期，工业化、城市化、??看，主要集中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农村经济和农民的需求仍处于从属地位。由于农业生产并不是引起这一转变的主导因素，反而有可能??成了农民的新经济压力。与工业相比，我国农业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对市场变动的反应相对??，被迫适应、被动调整，这给农民带来的并非经济转型的益处，反而是疲于奔命的??识别、判断、选择、决策并相应作出调整的过程。而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条件下，农民对于城市和工业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对社会经济转型??难的，再加上农民自身对于经济社会转型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使得他们??状态，在需要作出对策选择、需要适时调整时，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无奈境地。因而，社会经济转型??镇居民的收入差距，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
（四）技术原因
农业的弱势产业特征给农民带来了经济??他产业来说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另外，??时间内将落后于工业产业。农业的这些特征使??的压力。
??力。农业的进步取决于生物技术的发展，而生??大、风险大、市场开发难度高等原因，使得其进步速度远远慢于机械化等产业技术的发展，这就??速扩大时，农业仍然停留在以小麦、玉米等有限粮食品种的生产为主、生产效率在??段。农业技术的发展滞后造成从事农业生产的??。
农业抵御自然??原因。由于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人工控??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程度严重，可以说在一??的收入不稳定，经济压力自然大。
另外，农民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低??个方面：一是由于农民受自给自足的传统影响??市场需求脱节。农民往往是以产定销，而非市场化的以销定产，所以，农民在市场销售和价格利益等方面的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的品种和数量都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而我国农??多以分散的农产去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使得信息不灵，适时调整能力差。三是由于多是分散机构，缺乏组织性，因此，在与其他社??能力较差。四是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大致平衡的状态，而我们的市场体系建设、体??增大了农业经营的市场风险。
最后，由于农业自身的积累??约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农业现代化进??和资本的收益率都明显低于其他社会部门，农??展，农业生产从主要依靠自然资源逐步转变为??买能力有限，也就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农业pan style="font-family:Tahoma;"> （五）其他原因
除了上述的四个方面的压力来源，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经济压力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的相互作用、逐次传导，形成一种综合的经济压力系统。对于??生产经营领域的经济压力的传导和综合作用。??经营领域中的经济压力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的压力、收入方面的压力以及消费和购买方面的经济压力。影响经济地位压力的因素主要是生产的规模、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比例和地位、产业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影响力。由于我国农业特殊的产业地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劣势地位，农民自然也就面临着经济地位的压力。而在收入方面的压力则主要表??相对贫困和增加收入的压力。消费和购买的压??下，严重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是社??用。社会地位较低，限制了农民进入社会??员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农民在经济信息、经??自卑心理，社会沟通能力差，这也就造成了农民较低的社会地位和欠佳的社会形象。这进而影响农民??。最后是文化和教育领域经济压力的传导和综合作用。农村现代文化资源匮乏，造成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落后于城镇，农村居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也低于城镇居民，造成从整体上看??、社会活动能力，从而造成农民子女成人后，因文化程度低而就业困难，使其承受着就业的ahoma;"> 综上所述，农民的经济压力一旦形成，极容易继续传导到新的环节形??，是综合性的。因此，农民应对经济压力需要??民的经济压力，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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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随学．触目惊心的中国式拆迁荒诞剧[EB／OL][2012―03―tml；http：／／bbs．cnwest．com／thread―142533―ahoma;"> [5]MIXON J，FRANKLING，DARLENE C，et al．The economics of illeginntare activicies：Further evidence[J]．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1996，（3）：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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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陕西省委党校客座教授，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主要> 【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