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病了，需要马上做手术”！
我是在2013年1月26日下午2点值班出来看到手机上母亲打给我的三十多个未接来电之后才知道的情况。三十多个未接来电，母亲从早上9点多一直打到下午2点，她一次次不知疲倦地打着我的电话，而我在里面值班却浑然不知母亲发生的一切。我无法想象母亲在医院看病，医生建议第二天做手术，而她却一直联系不上我的那种无奈和恐惧。看着手机上母亲打来的未接来电，看着弟弟因为打了我几个电话没人接而在我的QQ上留言“速回电，有急事”，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母亲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第一时间回了母亲的电话，刚接通，电话那头就传来母亲带着沙哑的哭声：乖乖（母亲对我的昵称），你快来家，我明天做手术了。此时的母亲像个孩子，像我小时候那样，遇到事情第一时间找她哭闹，但这次是她找我。
母亲几年前查出来患有一种良性肿瘤，医生建议做手术，但是她害怕，一直拖在那里。为此还专门到省人民医院看过，当时的一个满头白发的医生和她说，这个病不要紧，暂时可以不用手术治疗，注意观察。母亲很信这个医生的话，以致后来到了市人民医院和县人民医院，医生都建议做手术的时候，她都觉得这些医生不可信。其实我知道，并不是她固执或者糊涂了，而是她害怕做手术。就这样拖了几年，肿瘤越来越大，到了不得不做手术的阶段了。本来打算在今年寒假把手术做了，此时父亲的小学放假，而弟弟年后才上班，正好都可以照顾下术后的母亲。在前几日我给母亲打电话时候，提醒她赶紧去医院查查，预约下什么时候可以做手术。因为小学放假也比较晚，又离过年不远，母亲说她把家里的被罩、床单都洗洗，把家务都收拾下，再去医院，不然做完手术就没法做家务了。就这样，母亲把家里年前要做的家务都收拾好了才去医院，医生根据她的病情和身体情况以及医院的实际情况，决定马上做手术。
于是26日上午9点多检查完决定27日早上做手术的时候，她内心充满了极度的恐惧，便一遍遍地打我电话，让我回家。她说我在她身边，她就安心多了。其实母亲是知道我工作的性质的：上班不能带手机，值班的时候要在里面待上十几个小时，与世隔绝，每天上班要保证一定的警力，不能随随便便请假。她也叮嘱我，上班的时候就好好上班，不要给领导添麻烦。可是当她面对着手术的恐惧时，她不得不“自私”一下了。面对着母亲的不安和恐惧，我只好宽慰她，这种比较常见，安全系数很高。我说我马上找我她爸在县医院做副院长的同学，请她爸给你安排个好医生。其实决定明天做手术了，主刀医生肯定都安排好了，医院也不大可能为我母亲再调整手术计划，但为了安慰母亲，让她多些信心，我也只好这么说了。
得知母亲第二天做手术，我也懵了，也害怕了。但我的这种害怕远不及母亲自己面对手术的那种害怕。我马上给那个同学打电话，拜托她和她爸爸说下，让她爸关照下。但还是不放心，我想她爸会不会太忙，忘了这事，又给另外一个刚进县医院做医生的同学打电话，也请他关照下。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真的去帮忙，但只要有一丝对母亲的手术有帮助的事我都要去试一试。
26日的下午是我过得最漫长的一个时段。面对着母亲的“要求”，让我回家，我很犯难。得知母亲第二天做手术时，我第一时间就想马上回到她身边，陪着她，让她安心，让她面对手术少一些担心和惊恐。但是我做不到，因为马上，4点的时候我要进去换班，而且我那天是主班，晚上要住在里面，到第二天八点多才能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和母亲说，我马上向领导请假，看看能不能现在就回家，实在不行第二天一早就去医院，让她不要害怕。其实我知道，当天回去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我值班，临时很难找到来帮我代班的人。最快也得第二天中午才能到泗洪，而母亲的手术第二天一早就要做了。我感觉到了一种无助，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母亲突如其来要做手术的消息，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到医院陪她。曾经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后来我考公务员成为一名监狱警察，母亲都觉得，我给她带去了很多的荣耀，但这些虚幻的“荣耀”在母亲突然需要我的时候却一文不值，我却什么都做不了。3点多进去上班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找芮教汇报了此事并提出第二天想请假回家，同时寻找联系第二天帮我代班的同事。幸运的是芮教很理解我的情况，并安慰我不要太紧张，没什么大事，同时也批准了我第二天回家的请求。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好，一夜迷迷糊糊的，凌晨3点多就再也没睡着了。虽然我和母亲说这是个小手术，技术很成熟了，但手术都有风险，我害怕那概率极低的所谓的“风险”被母亲撞上，想着想着就不敢想了，一身的冷汗。
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把换班的同事等来了，我跑回宿舍赶紧换衣服，找车去镇江，我能赶上的最早的一班回泗洪的车也只能是8点20的了，恰逢春运，必须得提前买票（平时坐车都是在站外上车，无须买票），而我最快到镇江也得7点50这样子，这班车的司机告诉我必须提前买票，只剩下不到十张票了，我再次感觉到了一种绝望，因为如果这班车坐不上，只能坐下午的车了。不得不临时请人先去镇江帮我买票，终于买到了为数不多的车票，到了车站已经8点十分，正好赶得上。此间一直和母亲保持着电话联系，术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都结束了，在9点多，母亲要进入手术室，而我还在车上，不能在母亲走入手术室的那一刻让她看到我来了，她可以放心了。车程约三个小时，那时觉得车开得太慢了，时间过得太慢了，车上放着搞笑的视频，很多乘客都在开心地看着视频，脸上洋溢带着回家的喜悦，但是他们不知道这对在这车上的我是一种何等的煎熬。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为母亲祈福，祈祷她手术顺利。
在我快到泗洪的时候，母亲手术已经做完了，还算顺利。我一直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下了一半。27日上午11点多，我到了泗洪，下车后直接打车去了医院，弟弟已经在住院部楼下等我了，母亲在四楼病房，坐电梯要等很长时间，我便和弟弟直接走楼梯，一路小跑，终于看到了躺在病床上头发凌乱面容枯黄的母亲了，我还是没能抑制住眼中的泪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那眼泪是对躺在病床上母亲的深深疼惜，也是对我没能第一时间赶到她身边的深深愧疚，母亲让我不要哭，手术已经做完了，没事了。因为母亲心理负担太大，对手术太恐惧，所以为了方便手术医生加大了麻醉的剂量，术后的母亲双腿感觉麻木，所以她恢复的比别人慢些。在术后的第3天，母亲之前因为感冒并发咳嗽停止后又开始咳嗽了，每次咳嗽母亲都很痛苦，咳得伤口很痛，特别是夜里咳嗽，医生交代要把她扶起来拍打后背，就这样母亲整夜的休息不好，因为害怕母亲夜间躺着咳嗽，我也不敢睡，就搬个板凳坐在床头，她一旦咳嗽，便把她扶起来，拍拍她后背，再倒些开水给她压压咳。那几日母亲不能吃饭，打了麻醉的右腿还是有些麻的感觉，又开始咳嗽，病房有人打呼噜夜间睡眠不好，加之病房的空调温度很高，不通风，空气很浑浊，所以她的精神状态不是太好，看着母亲这般痛苦，我心如刀绞，心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来替她来承受这一切，可惜却最终无能无力。慢慢的，因为麻醉的作用母亲右腿麻木的感觉没有了，她睡眠质量也改善许多了，也可以下床走动走动了（尽管是我扶着她），也能吃点东西了，母亲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那几日，母亲看着在病床守候，喂她饭，在家里和医院之间几十公里来回奔波的我，满是愧疚。因为母亲术后只能吃半流食，我去买了排骨熬了汤里面加了面条，再装到保温桶，等送到了医院，面条都已经烂掉了，排骨汤也没了，但母亲还说我做得很好吃，她尽可能地多吃了些。母亲说这次回家不能给我做饭，还要照顾她，这么辛苦。听到这些，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做的这些不及这些年母亲为我做的九牛之一毛，她却这般说。
那几日，每天的睡眠时间很少，我和父亲、弟弟轮番照料着母亲，虽然有些累，但看着母亲一天天好起来也很是欣慰。出院那天，母亲格外的高兴，母亲紧紧地搀着我的手，把她出院的喜悦传递给我。她说她讨厌医院的味道，这下子终于可以回家了。那天我买的下午1点多的票，因为第二天我还得上班，没时间把母亲送到家了，只能把她送到了回家的公交车上，只能任由着由缓变快的公交车和上面的母亲依依不舍的眼神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后来母亲又和我说，做手术前她非常害怕，害怕手术出什么意外，连我最后一眼也看不到。虽然不算是很大的手术，我想母亲当时是下了多大决心，期待着我能在她手术前赶到她身边，像是一种视死如归的慷慨，而我没能及时到她身边，她又是多么的不舍和失落。我想这辈子，我终究要亏欠母亲很多，也终究会给她留下许多遗憾，更多的时候只能在远方，在心里默默地想念着她。
其实，想念却不如相见；然而，无奈的是，想念，却不能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