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会想，如果我能做一条河该多好啊，宽阔、深沉、慷慨。可以很平静，静水深流；可以很激越，越岭翻山；可以很悲壮，壮心不已。
《巨流河》应该就是这样一本书吧。不能躺着看，因为它太厚重；须端坐捧读，读一位87岁老人一生的惆怅、读一个时代百年的忧愁。从东北的巨流河到台湾的哑口海，从波澜壮阔到宠辱不惊，齐邦媛的一生，令人动容。
夜半时，读到她83岁的母亲去世前，谈起新时代女性有选择权的婚姻，是否仍会选择嫁给父亲，她的母亲说：“还是会嫁给他。他虽不是以家庭为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温和、洁净、真君子……当今这个时代，这已是很高的要求了！而当年，这样的男子却比比皆是。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还有张大飞、张伯苓、朱光潜……均是。洁净，成为齐邦媛一生所有情感的明亮底色。
最羡慕齐邦媛受到的教育。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流离失所的家庭，却没有让齐邦媛中断学校教育。她先是在父亲创办的东北中山中学读书，后由父亲带往重庆，就读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苦的八年里，南开中学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校长张伯苓精神的延伸，齐邦媛也是其中的一位，“在我成长的六年中，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1943年，齐邦媛联考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一年后转到外文系，受教于朱光潜先生。朱光潜这样一位大学者，竟然亲自召见一个一年级的学生，还是为了这个学生的转系问题。他看到齐邦媛的英文考了全校第一，却报了哲学系。朱先生问了她一些哲学问题，最后建议：“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齐邦媛在兼任台北故宫博物院英文秘书时，得以有机会与胡适先生交谈。胡先生谈到作家作品时说：“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乐而已，还要有一些深度。深度这种东西没办法讲，不过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可以培养。”这话对齐邦媛很是启发，我想对我们所有的读者也是一种启发。
1972年，齐邦媛出任台湾“国立”编译馆编纂兼人文社会组主任时，又有了与钱穆先生的缘分：“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这所有的真君子，是齐邦媛生命激越的引领，也是《巨流河》深沉厚重的底蕴；虽然生命之河已归入哑口海，但作者内心奔涌的仍然是一条巨流河。
齐邦媛波澜不惊却气象万千的文字给人“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奇特”（王威德先生后记评语）的感觉。白先勇先生说：“齐邦媛这个人，就是一个真字，她是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她干净优雅的叙说格调，让我常掩卷沉吟，不能自已。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我更多的沉痛于战争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巨大悲伤，以及齐邦媛和张大飞之间令人怦然心动，又黯然神伤，继而是无尽唏嘘的爱情。读第二遍时，我关注更多地是上个世纪后半叶至今台湾文学的发展成就，还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台湾的经济腾飞和政治现代化之路。有段话让我陷入了深深地思考---“我在经济日渐繁荣的台湾教英国文学的时候，朱光潜老师和吴宓老师正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与煎熬之中。”这段话或可倒置一读，当我们国家的文化遭到无情摧残时，幸好还有对岸的知识分子在赓续文脉，绵延长久。
如此，我想也许知识分子我是做不了了，但是做一个在安静明亮的落地窗前，在一地的明媚春光里读书的学人还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