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叶茂盛一千年不死，死后高昂挺立一千年不倒，倒下一千年不朽”。这就是生长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独有的天然野生林木――胡杨树。追寻她的繁衍历史，谁也说不清她究竟有几千代、几万年，只有这里的沙漠和鸟儿可以为她作证。她不畏风霜雪寒，不惧暴风狂沙，忠实地置身于大漠之中，给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人们带来生机、带来绿意、带来物质和精神财富。
――题记
一
接到这次写作任务，已是阳春三月，我从内地探亲急忙赶往采访目的地。
汽车迎着明媚的阳光，向东，向西，沿着丝绸之路的唐王城东南腹地，向着叶尔羌河纵深隆隆驶去。目视窗外，叶尔羌河两岸的胡杨林又抒情的绽出嫩绿新芽，散发出醉人的芳香。成群结队的鸟儿从树林里传出响亮的声音，它们在为春天欢歌笑语。
汽车奔驰在径直的柏油公路上，在一派充满诗情画意的风光中，穿过星星点点的监狱高墙，经过繁华热闹的图木舒克市区，林立的楼房，鲜艳夺目的商铺门牌，宽阔的林带，齐刷刷的花草树木，胜似江南美景，一幕幕晃过我的视线，若不是大门上醒目耀眼的几个金黄色大字“农三师金墩监狱”，还真难以想象这就是改造与被改造斗争的圣地。
二
我的采访对象是金墩监狱副政委周汉云。当监狱政委马生贤知道我的来意后，十分抱歉的说，对不起，周副政委到四监区搞“罪犯冬训”验收去了，午饭后才能回来。马政委是多年的老领导，彼此较熟，敬烟让座，我们两在他的办公室闲聊起来。
“周汉云聪明能干，事业心特别强，是我的得力助手”。马政委首先打开话题，“建监初期，我和老周都在师局机关工作，现在又和我搭班子。老周这三十年真不容易，家庭上离婚再婚，又当爹又当娘，单位上多次准备提拔他，可机会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即便这样，老周的工作信心一点没减，因为他聪明，大家都叫他湖北九头鸟。老周好样的，确实值得采访”。
下午，周汉云回到监狱部，他50出头的年龄，1米75的个头，敦实的身材，走起路来像三十岁的小伙子，特别精神，一身警服穿在他身上，把他显得更加英俊潇洒。经马政委简要介绍，我和老周去了他自己的办公室，老周非常感慨地向我叙述起他的人生经历。
三
1958年，我出生在湖北，1980年参军来到新疆，第二年就入了党，1984年12月，我怀着对边疆的无限依恋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复员来到农三师五十二团，在十分简陋的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劳改四中队干警魏克锋带着十几名罪犯，把我们分去四中队15人的行李装上板车，我们一同去粮站装上面粉，急忙往中队赶。
团部通往四中队的20公里路，一边刚铺上大小不一的乱石，无法行走，一边是链轨车碾过的机耕道，虚土漫过我们的脚背。一路上，干警魏克锋时而对犯人大喊“快点”，时而对我们讲述中队情况……“我是中队上司，每个星期都像这样带人到团部拉一次粮食，要是有其他供应物资，就多带些人”。这天我们在路上两次遇上汽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车后扬起的浮土就像喷气式飞机后面的烟雾，好长好长，把我们淹没得无影无踪，待浮土慢慢沉下，我们全都成了“灰人”。
下午五点多钟，我们赶到了中队，魏克锋指着两个土堆和铁丝网：“那是岗楼、那是监舍大院”。我们十几人心里都在嘀咕，这哪是监狱，比临时圈牧场还差，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棵草，周围只有成片成片新开的荒地。天突然刮起了大风，黄土铺天盖地，像云雾、像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一秒千里的速度瞬间把我们笼罩得伸手不见五指。魏克锋赶紧把拉运粮食的犯人放在我们中间，我们模模糊糊看见魏克锋匆匆从一个地窝子里叫出一个人，“中队长，大队给我们分了15个新干警”。中队长大声说：“快进屋！”我们跟着中队长的影子进了地窝子，里面黑沉沉的，只有那劣质门缝和塑料布蒙的天窗，透着微弱的一丝丝亮光，风越刮越大，空中的尘土、沙子漫步整个房屋，室内每张床上、每个脸盆里、碗里铺了厚厚的一层。中队长迅速点亮马灯，和我们一一握手道：“你们的到来太好了，干警三个多月没有休息，这下可以换它们休息一天”。接着，给我们安排岗位和床位，因我在部队是文书，就安排我干管教，和其他业务干部、中队领导住一个地窝子，条件相对好一些，里面有两个档案柜，两张写字台。其他干警住另一个地窝子，25平方米，住了20人，一个人除了一张铁皮床的位置，什么都没有，四周的墙壁沙土随时滑落，掉在床上、掉进鞋子里，早就凹凸不平。有的干警用芦苇编块小耙子挡在床头，有的用块布掉在铺顶上，挡挡屋顶上的尘土，有的在床头贴张制度，有的贴张美女画，七零八乱。等我们收拾好卫生，铺好床铺，天已经黑了，风慢慢停了下来，铁丝网上已挂上五米远一个马灯，我们拿着洗脸盆和洗漱用具，朝着马灯下的亮光走去，一个犯人正在压水，全中队只有一个手工压井，压出来的水，又浑又黄，沉淀许久，仍又苦又咸。
晚饭后，中队领导带我们进大院，院内有十个地窝子，每个地窝子住25个犯人，这些犯人是8月份山东调犯。我们从东到西，边走边看，地窝子中间支了一个柴火炉子，是用一个油桶割开两半做的，另一半放在炉子旁边是马桶，有的犯人在炉子跟前用喝水缸子烧开水，有的在烤馒头、烤鞋、烤袜子。犯人调疆几个月了，没有洗过澡，也没有条件洗澡，里面的汗臭味、鞋臭味、马桶味直扑鼻。我们进去，有的犯人向我们打个招呼，有的三、五扎堆胡侃乱吹，有的呆若木鸡坐在床上。
四
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的条件下，殊不知有多少干警在放飞自己那颗破碎的心，有多少罪犯在蓄意重新犯罪。12月31日傍晚，天上下着大雪，罪犯罗健竟然在武警眼皮底下，从禁闭室破门而逃。
枪声就是命令。干警、武警像猛虎般的涌出地窝子，三五成组，向东、向西奋力搜捕，漆黑的夜空，只听见跑步声和武警的鸣枪声。大约12点钟，中队长安排我和肖光青背背包去一间房设卡子堵截。为了赶到罪犯前面，我们脱掉笨重的大头鞋，在冰天雪地奋力奔跑了五十公里，第二天黎明，到达了指定地，一看自己的双脚全是血泡和骆驼刺。
一间房，名副其实，只有一户维族人。我们风餐露宿，我们严格检查每个车辆行人，到第四天返回中队，急忙去向队长汇报，队长见了我们没有安慰，没有问好，铁青着脸朝我们吼道：“你们不知道中队人手紧吗？昨晚又跑了五个犯人，现在你们俩去凉风山舍卡”。
凉风山是通往巴楚县的重要路口，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维族人的坟墓，夜里一阵阵寒风，冻得我们直哆嗦，索性钻进坟墓避一避，里面的死人臭味叫人一刻也呆不住，我们只有顶着寒风坚守着。饿了啃口干粮，渴了从地上抓把雪放进嘴里，直到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仰望天空，泪水一次一次的流淌在脸上，犹如一幅支离破碎的图画。我沉思，我思索。罪犯的猖狂脱逃，使原本力不从心的警力更加疲惫不足，罪犯的正常改造工作无力进行，罪犯的行为得不到依法矫治，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烂仗日复一日，那些恶习深、改造意识差的罪犯趁机兴风作乱。
五
监狱不能这样，必须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此，我白天勤奋工作，夜里刻苦学习监狱有关改造罪犯专业书籍。1985年，在中队的一次敌情分析会上，我大胆提出实行罪犯积分考核，实行罪犯与罪犯包夹、在分队设立瞪眼哨的构想，得到中队有效运用，使中队的改造工作慢慢步入了正常轨道，我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也有了长足进步。
1986年，我被调到师劳改处政工科工作，几次被派往内地监狱参观，深知自己和单位的不足，与上级的要求相差甚远，决心努力学习，积极进取。1993年，我报考了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立志用知识和理论武装自己。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我上学期间，妻子守不住清贫，耐不住寂寞，离我而去，原因很简单，嫌我们当干警收入少，长期顾不了家。的确，年轻干警没有时间谈对象，老干警几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团场人都叫警属院“寡妇村”。
当“家”这个社会细胞发生了癌变，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无疑，孩子成了悲剧的主角。伴着家的破碎，“幸福”、“美满”、“温馨”等所有派生词一下子丧失掉了对孩子应有的表达含义。妻子的分飞，爱巢的倾颓，不幸的酷瓜残忍的伸向了我。1995年，毕业回到单位，面对家庭的变故和五岁待育的孩子，我没有气馁，多少个不眠之夜，我重复着“你不扛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