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小说《中国式越狱》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一名狱警从事监狱工作30年（1984-2014）所亲历的中国“越狱”案例。独特的“越狱”视角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中国监狱三十的发展历程，讴歌了中国狱警的勇敢、睿智和伟大。
引子
1984年7月25日，我怀惴派遣证，离开就读三年的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前往南坂劳改农场报到。
之前，学校公布了全省各地各部门来学校要人的名额。老师说，大多数学生的毕业去向是县市农机局、农机公司、农机制造厂和农场。在填写分配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栏写上“南坂农场”四个字――分配到南坂农场，身份既是国家干部，也是劳改警察。是警察，就有警服穿。穿警服，神气。结果，我如愿以偿。同时分配到南坂农场的还有龚涛。
我和龚涛来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去宝佰县的车票――南坂农场在宝佰县境内。办理了行李托运手续，我和龚涛在候车室里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候车室的值勤警察不时从身边走过，我和龚涛不由自主把目光投了过去。我拍了拍龚涛的膝盖：“有何感想？”龚涛说：“羡慕。”我说：“去了南坂农场，我们也是警察。”
抵达宝佰县汽车站，转车至南坂农场时，太阳已落入地平线。我和龚涛住进了农场招待所。招待所是两幢带走廊的平房。平房是青砖墙、青砖瓦结构。外墙砖缝用石灰勾画过，乍一瞧，反差的色泽，齐整的矩形，吸引着眼球，但几秒钟过后，感觉就有了变化。那灰缝，看似白，实质乏着土黄，暗泽无光，尤其是石灰脱落的地方，填缝的砂浆松驰着身子，一副脏兮兮的表情。
一间客房四张床。我跟龚涛住进六号客房时，里面已经住进两个人，也是刚分配来的学生。床的骨架是上了一层蓝色油漆的钢管，一公分宽的薄铁皮横竖交织成床面，床上的草席发毛、发暗，隐约着一层人体留下的油渍。抬眼往上，房顶上是芦席、杉木檩子和不规则的椽子。
晚饭后，我跟龚涛出招待所，顶着星星，沐着夜色，徜徉在场部附近的一条沙石道路上。夜鸟在路边的枝头上吱吱喳喳，似乎在向初涉南坂的我和龚涛致着欢迎辞。清风徐徐，清扫着盛夏时节的炽烈，释放着些许的清凉。偶而有一两只蚊子冒冒失失地着落在我的肌肤，刚启动吸血的针尖，便受到我的掌击，或毙命，或逃窜。
我跟龚涛漫无边际地聊着，话题呈跳跃式――第一个月的工资怎么花？穿上警服，面对镜子，感觉一定爽；工作稳定后，找个对象，让生活精彩些。
第二天上午，政治处给我、龚涛以及其他十几位分配到南坂农场的大中专毕业生开会。会上，政治处向我们介绍了南坂农场的历史变迁、现行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社会事业状况等等。政治处领导特别强调，南坂农场是劳改单位，是关押和改造犯人的地方，这个地方也称火山口和炸药库，工作极具挑战性。希望我们这些非警校毕业生，在今后的工作中，多学习，多实践，不断提高管教工作能力。会议最后，政治处宣布了我等一干人的具体工作去向。我的工作单位是基建队，龚涛的工作单位是二大队机务队。
当天下午，我来到基建队报到。基建队离南坂农场场部很近，不足两公里。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南坂农场的房屋、道路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基建队有一个修理车间，车间里有钳工、车工、焊工、烘炉工、农机维修工等工种。我被安排在修理车间担任技术员和犯人管理工作。犯人称呼我陶干事，工人有的叫我陶技术员，有的叫我小陶。
修理车间一共二十多人，一半是工人，一半是犯人。工人中有南坂农场成立初期的垦荒者，有转工人员，有干工子女。所谓转工人员，就是南坂农场成立初期，籍贯在大城市的犯人刑满释放后被强制留场就业，身份由犯人转为工人。修理车间里的工人和犯人是混岗作业。比如车间里有三台车床。三名车工，一名是转工人员，一名是年轻的女工，还有一名是犯人。
基建队的指导员叫孙水德，是一名部队转业军人，身材高大，腰板挺拔，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出一股豪气。我身高只有一米六五，站在他的面前，钦羡不已，抑或一些自卑。
晚上，中队召开全体干部会议。环顾左右，基建队十五名干部，属我最年轻，其次是从事内勤工作的胡志成。胡志成原先是武警部队的一名班长，半年前复员到南坂农场工作。孙指导员年愈不惑。其他干部都在五十开外。孙指导员把我向大家作了介绍，特地强调：“小陶刚刚走出校门，年轻，没有工作经验，大家要多多帮助他，使他尽快成熟起来。”
晚上的会议中心议题是狱情分析。一般情况下，狱情分析会，中队每月召开一次，目的是全面分析犯人的思想状况，排查出犯人中的不安定因素，比方说有脱逃思想的，有自杀可能的，有暴力倾向的。排查出问题后，采取切实措施，重点防范。
我才参加工作，对修理车间的十三名犯人刚刚能叫上名，至于他们的思想状况，不清楚。指导员要求我一个星期内，熟悉所管理的犯人的“四知道”。“四知道”即知道罪犯的基本情况，包括罪犯的姓名、年龄、特征、文化程度、捕前住址、捕前职业等；知道罪犯的犯罪情况，包括犯罪性质、原判刑种、刑期、释放日期、犯罪案情等；知道罪犯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情况，包括籍贯、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等；知道罪犯的改造表现情况，包括认罪态度、行为表现、奖惩情况等。
第二天，我来到中队办公室。胡志成将一本空白四知道手册递给我，然后从文件柜里挑出修理车间的十三名犯人的副档，对我说：“犯人的‘四知道’情况，副档里基本上能找到，你自已抄录一下。”胡志成特别强调，罪犯“四知道”中，前三个知道背一背就行，第四个知道，即改造表现，仅仅看档案是不够的，要运用多种方法，采取多种途径，才能真实、及时、准确地掌握。
一段时间后，我习惯了自己的工作节奏和工作程序：每天提前十分钟到监房门口，在值班室犯人出工登记薄上写清修理车间犯人出工人数，签上我的姓名。然后将犯人带到修理车间。修理车间的生产派工具体由车间班组长负责。班组长是一位老工人，年近六十，姓杨，车间的里犯人和工人都称他杨师傅。杨师傅说，修理车间十三名犯人，他最担心的是闷屁。
闷屁名叫冯政，三十岁，捕前是一家农机站的拖拉机手，犯盗窃罪被判刑六年。冯政入狱后，老婆跟他离了婚，带着五岁的儿子改嫁了别人。冯政在修理车间主要从事农机维修工作。不论是在监房，还是在车间，冯政一天到晚说不了上三句话，所以大家送他绰号“闷屁”。
闷屁的农机维修技术顶瓜瓜。一台有故障的拖拉机，发动机一起动，他用一只木柄螺丝刀，金属那头贴着发动机机体，手柄这头贴着耳朵，悉心听一会，就能判断出拖拉机的故障原因，一说一个准。我在农机校学的专业是农业机械化，但判断拖拉机故障的能力远不如闷屁。虽然我跟闷屁一个是管教，一个是犯人，但在技术上，我挺佩服他。
杨师傅见我对闷屁印象不错，多次提醒我，闷屁常年无人会见，少与人交流，整天目无表情，心里埋着什么葫芦，打着啥小九九，不清楚，所以对他要多加防范。杨师傅说的防范是指防止闷屁脱逃。
南坂农场对管教工作提出的口号是：“收得下，管得好，不逃跑。”劳改队，干部最担心犯人逃跑。犯人一逃跑，从中队到大队到场部都要组织干部出去追捕。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不能把逃犯捕回，责任人和中队领导就受到处理，包括扣发岗位津贴、安全奖，甚至给予行政处分。
对于杨师傅的忠告，我连声说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