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度过的。那是一个物质匮乏，购买粮油、布匹等生活用品都必须用票的年代。当时的农村大部分家庭的经济状况仅仅是能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而我家则属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那一类，童年时代的贫困生活景象，烙印般刻在我的记忆里，能吃肉的记忆，特别深刻。
那时，村民小组的行政名称叫人民公社，公社下属是生产大队。我家因为小孩多，劳力少挣的工分不够交口粮款，于是，每年都超支。到了年底，别说能拿到分红，就连我和妹妹们每天背着箩筐去打野菜喂大的一头猪，都被抬去生产队作价抵交超支款。有时，一头猪的款项不够抵交当年超支款，就转到下一年，逐年累计，越超越多，每年都是寅吃卯粮。经常几个月都吃不上一次肉，那种对吃肉的渴望就像沙漠里干渴的人渴望喝水一样。堂妹还曾因想吃肉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如果奶奶去世就好啦，摆酒时就可以吃三天的肉了！”结果被她的父母暴打了一顿。
一次，母亲去赶圩，遇见在中学教书的舅舅。也许是看到母亲蜡黄的脸色跟老菜叶没甚区别的缘故，舅舅大为怜悯，他掏钱买了两斤猪肉给母亲改善伙食。
傍晚，母亲在家刚把肉切好，一个邻村的远房伯父来找父亲。农村人不会讲客套，开饭时间有客到访就添副碗筷，热情招呼客人吃饭。一般情况主人也不特别添荤菜，将就着多煮一盘自家地里种的菜。身份特尊贵的客人才会杀只鸡或煮几个鸡蛋招待。而那位堂伯父素来以蹭饭有名，他经常选准开饭时间到各家各户混吃。看着仅有的两斤肉，几个月没开荤的一家十几口要想吃个够都难。母亲趁他还没看清，赶紧把肉藏了起来，便出门忙农活了。
心有灵犀的姐妹们不动声色地配合母亲，不声张买有肉的事。或许是堂伯父猜测母亲去赶圩可能会买肉，他就以有要事等父亲回来商谈为由，一直到天将黑也不走。母亲干了农活回来，见这个赖皮的堂伯父还在，就跟他较上劲了，不紧不慢剁完一大堆猪菜，再干完杂七杂八的家务，就是不煮菜，我和妹妹们挺不过瞌睡虫的来袭，饿着肚子陆陆续续爬上床睡着了。
睡梦中，也不知几点钟，我们被父母摇醒，一听到吃肉个个睡意全消，迅速爬起来，围坐在点着昏暗煤油灯的饭桌前，像小猪抢食般的争先恐后抢肉吃。一会功夫，我们像风卷残云般将那盘肉吃个精光，也许是太长时间没能吃上肉，也许是份量太少，不能满足胃口，我们连汤汁都用饭去蘸着吃完了。吃完了肉，才发现坐外围的父母一块都没吃上。那一餐，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猪肉。
从那时起，一个愿望便在我的心底生根发芽，我一定要发奋读书，长大了以后像舅舅一样当一名有工资领的教师。而这个愿望竟是出于一个在如今看来有些可笑的目的――那时候的我，想的只是每月领了工资，便可以买上猪肉吃。
后来，社会发展了，经常吃上猪肉不再是难事。再后来，我当一名老师的愿望没有实现，我在监狱单位有了一份自己的工作，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了小康生活。近年，每当我看到人们在餐桌上吃剩和浪费大碟的肉菜，总让我唏嘘不已，也让我不有自主想起自己的童年时渴望吃肉的难忘经历。可喜的是，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再次重申厉行节约，整治铺张浪费，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朋友、亲戚的聚餐中，吃喝浪费的现象，越来越少见了。
作者：广西区鹿州监狱后勤保障中心黄桂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