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怀念小时候过年时能和全家人一起围坐在圆桌前吃鸡蛋和粽子。爸爸说我总会咿咿呀呀地一会吵着要肉馅的，一会吵着要豆沙的、枣仁的，如果吃到双黄蛋，那是最幸运的事情了，我会反复地问爸爸为什么鸡蛋和粽子长得不一样呢？爸爸则会不慌不忙地说：“用处不同，形态就不一样嘛。”我便允着手指一个劲地点头表示我明白了。多年以后我猛然发现我的爸爸不也正是这样的吗？看得明了他的外貌，却摸不清他的内心，他在我心里的形象日渐模糊，过去和现在已完全不一样了。
小时候，对于过节我很是纠结，因为家教比较严，每到吃饭时间，家长不到位，小孩是不能先吃的，爷爷经常说“有功者留饭不留菜，无功者饭菜不留”，但妈妈不这样认为，她说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饿着爸爸，所以他是一个特例。爸爸年轻的时候在监区做管教，由于工作出色，后来做了监区专管改造的副队长，他常说待人要有爱心。每逢节日，爸爸总会待在监舍陪罪犯，看他们吃饭，陪他们唠家常，还要给有思想负担的罪犯做思想工作，丢下我们兄妹四人和妈妈在家里苦等，饭菜是热了又热，都不见爸爸回家，我和小妹常常趴在窗前，一边用羡慕的眼神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在院子里秀新衣服、炫新鞋子、显摆新玩具，一边在心里暗骂着“臭爸爸，怎么还不回家？”
中国人一般都有在新年里给小孩红包的习俗，一九八零年大年初二，一名罪犯家属来探监的时候给了小妹一个红包，吃午饭的时候，小妹才拿出来上缴给爸爸，爸爸打开后发现总共有200元那么多，在当时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他的脸色顿时变得相当难看，声色俱厉地责问清楚红包的来源后，爸爸把红包郑重地交给小妹，说“哪来的送回哪去！”命令她马上去追上那个罪犯家属，一定要把红包还给人家。刚读一年级的小妹连单车都不会骑，只能求我这个二姐陪她去还红包，路上还一直嘀咕个不停：“我的新衣服、新鞋子、新玩具都没有了。”经过这件事后，我们兄妹四人不管是亲戚还是邻居给的红包，没有父母点头都不敢拿。
爸爸在监狱工作期间，几乎没有休过假，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夜间十点才会回来。他对罪犯要求相当严格，所以他们对爸爸是又敬又畏，爸爸在监狱形象是威严的，待人谈话是和蔼可亲的，在八十年代，父亲所在的监区从没出现过罪犯外逃现象，这是很令人骄傲的业绩。大伙都戏称这大概是阎罗般的形象和工作态度与菩萨般的待人方式结合的结果。
好不容易等爸爸退休，以为能有顿安乐饭吃了，结果每年的大年初一、初二，爸爸大清早就端坐在电话机旁边，非要等他的“学生”给他电话拜年，拜完年才肯去吃早餐，挂电话前还不忘叮嘱一句“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做事要对得起国家”。记得一九九八年的大年初二，他的“学生”来电话，我女儿接的电话，电话那头说“请队长接电话”，女儿说“这里没有队长”，就把电话挂了，结果她外公急急忙忙地从卫生间出来说：“是找我的。”一看电话已经挂了，就大声的责备我女儿，我女儿委屈地哭了。那天中午，在餐桌上爸爸郑重其事地宣布：以后每年的初一、初二除了他谁都不能接电话，这一个奇特的规矩，从一九九八年持续到现在。
如今爸爸闲赋在家，他跟儿孙们玩得很惬意，天真得像小孩子似的，可是一旦他在听新闻或者待人接物的时候就立马一本正经起来，很严肃。他还开辟丰富了晚年生活，下棋、麻将、钓鱼等，终于可以享受儿女绕膝，含饴弄孙的生活了。
（广西平南监狱谢双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