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安徽歙县叔侄冤狱案一度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掀起了巨大的舆情风波。叔侄冤狱案平反后，从公安立案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一直监狱服刑改造，司法链上的工作部门都在深刻地反思这种惨痛的教训，总结查摆问题，落实整改措施，并探讨如何从立法和制度建设层面构建公平正义的刑事司法体系。
叔侄冤狱案让我们看到监狱对罪犯服刑改造工作的法律地位，其在国家刑事司法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我国《监狱法》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的及其他未被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可见，罪犯既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也享有特殊的法律权利，还享有一些受到一定限制和调节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罪犯的申诉主要是指罪犯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要求重新处理的行为。在实践中，罪犯申诉的常见情形主要有无罪的申诉、对判决定性不准或者量刑过重的申诉等。
我国监狱机关对罪犯申诉、控告、坦白检举事项的处理有程序规范要求，罪犯直接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或司法机关有关申诉、控告、检举的信件不受检查，由狱内侦查部门或刑罚执行部门登记后及时寄出。同时，为了消除罪犯的顾虑，罪犯本人或亲友以及本人或者亲友委托律师提出申诉、控告的，只要是依照法定程序提起申诉的，其行政刑事奖励不受影响，只在刑事奖励材料中注明即可。发生罪犯申诉被驳回或其他使罪犯思想、情绪产生波动情况的，监狱要求分监区根据情况及时做好教育管理工作。这些程序规范保障了我国监狱在押服刑人员的申诉、控告权利。
叔侄冤狱案的发生，让笔者感受到，监狱处置罪犯申诉、控告、坦白检举事项对保障罪犯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作用。如何做好狱内服刑罪犯的申诉、控告、坦白检举事项处置工作？就此问题，欢迎各界来稿争鸣！篇幅字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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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主持人：严浩仁 教授
[背景资料]
来源：http://zj.qq.com/zt2013/yuanyu/index.htm
时间：2013-10-17
冤狱10年的张氏叔侄俩：坐牢的未必是坏人
图/文Stam Lee
安徽人叔侄俩张辉、张高平，因涉及2003年发生在杭州的一起强奸致死案，分别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有期徒刑十五年。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案再审并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冤狱十年的他们脱下囚服，取下镣铐，走出高墙，走进三月的春光里。
5个月过去了。2013年10月2日，我们来到张高平、张辉的老家，安徽歙县七川村。这是一个就紧贴着县城的村庄，村子的周围已经高楼林立，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只有张家的这两幢老宅子已经破落不堪。见到张高平，他刚从外地回来，他说，10年了，刚回来时，如果不是大哥借了车来接的，他都不认识路了。他原来的房子已经废弃，和两个女儿现在寄住在三哥家中。
歙县最有名的棠樾牌坊群离七川村也只有5公里远，名声对于这里的人来说，自古以来就象那里的牌坊一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为了弟弟和儿子的冤案申诉跑了整整10年的大哥张高发也显得比他的同龄人看上去要老得多，张高平有兄弟四个，做为当家人的大哥张高发，在谈话中，反复提一个词“家族”，“如果这个冤案不平反，那么整个家族一辈子，甚至几代人都无法抬头做人……”。他还说，回来已5个多月的儿子张辉，依然如在狱中会见时那样，沉默寡言。
初见张高平，感觉和他的几个兄弟长得不象，脸型削瘦，头发稀少。但张高平，精神很好，说话有条理且非常有逻辑。他很细心地观察到，我好几次盯着他的头发看，马上解释说，“我以前的头发不是这样的，和我几个兄弟一样浓密，就是在监狱里，要动脑子，白天要想着如何对付同一个牢里的其他服刑人员，我认为我不是罪犯，所以，我和他们谈不到一起去，他们就会想着各种办法教训我。晚上，躺在床板上，就想着如何申诉……头发就大把大把的掉。”张高平在讲述整个事情经过时，非常有条理。那天，他和侄子怎么开车搭人的？他是如何被抓的？他是如何被刑讯逼供的？律师、检察官和法官最后是如何帮他申诉成功的……。过后，我看了他手写的申诉材料，他的讲述和他的文字基本是一字不差。张高平说，这材料是他10年监狱生活中，每天都思考的事，写了多少遍，讲了多少遍，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村里人说，出狱后的张高平，还象以前一样开朗。张高平说，他其实还在努力适应着新生活，最近还在看病，刚回村时，连路都不会走了，总习惯性低着头，系个皮带都不会系，搞得满头大汗，在坐牢时，就一个扣子就行了，有的是松紧裤的，有个松紧带。生活上的，都还是小事，既成事实，耽误了10年，也没办法了，调整自己的心态吧，自己总算可以在村里抬起头走路了，也满足了。可这10年，把两个女儿也给耽误了，这才是张高平心里永远的痛。“我又没把她们抚养成人，还让她们背个强奸杀人犯罪名的父亲，上学啊什么，家里人都被人歧视，人家背后小学生吵架的时候就说她，她父亲是个强奸杀人犯，本来学习成绩很好的大女儿张玲，15岁就出去打工了，15岁啊，还童工啊，人家跟她一起干活的人，背后都议论，她听到了，躲到被窝里哭。”
张辉浅坐在一个木制的沙发座上，低着头，不停地搓着手，他反复说，“我没做的事，他们一定要让我承认。”我提醒他，你可以抬起头靠着椅背说话，这样说话自然且舒服些。他尴尬地从嘴角挤出一丝笑容，屁股往座位中间移了移。“每次有人找我问话，我都这样，习惯了。刚被抓时，我觉得我没做的事，就理直气壮和问话的警官讲理，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后面来了个警察，冷不丁一脚踹在我腰上，我一脸扑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在张辉微微一笑时，我发现他缺了一颗牙，“那是被巴掌掴的，用手掌，用拳头，用鞋底，这颗牙很松了，后来，吃颗花生米，就掉了。”被关起来时，张辉28岁，现在38岁，他觉得自已现在什么都不会，和社会都脱节，就象一个废人，现在只能在一个表兄弟的工地帮着做做工。当年案发时，正准备结婚，女朋友一听他犯的是强奸杀人案，马上就走了。至今，张辉也没有成家。
张高平和张辉在说起申诉的事时，都让我去问他们的哥哥和父亲，也就是张高发。
我问张高发，“在公安部门都定为铁案时，你不是当事人，凭什么认定是冤案而不停申诉？”张高发回答两点“第一，案情描述，叔叔按腿，帮助侄子完成强奸过程，从古至今，你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吗？我比张高平大12岁，是看他俩长大的，就凭我对他俩的了解，他俩虽然都调皮，但万万干不出这么畜生的事。当时，村里人很多都还买不起摩托车时，张高平就买了20多万的大货车了，他的月收入有2万多，哪怕想女人想疯了，花点钱就能解决的事，没理由干这样的事。第二，后来，律师告诉我证据上的很多问题，让我确信这是冤案”。
10年间，张高发倾其家产，为弟弟和儿子上访和申诉。自从弟弟张高平入狱后，他的两个年幼的女儿也是大哥帮着抚养的。他每月都要来杭州，奔走于各个法律机构之间递交申诉状，打听情况。在申请赔偿时，张高发可以清楚的列出各种单据，本来可以列入赔偿范围的住宿费，他却一张发票都没有，张高发如实说，因为，他没有住过一天旅社，每次去外地上访申诉，晚上都是住在城里大楼的屋檐下的。那时，他在家里干活，存够200元就会来杭州，主要是车费，吃的就几个面包或者自带的馒头。哪怕是带着两个侄女去北京上访时，也是如此。张高平的大女儿张玲回忆那年跟着大伯伯进京时，就两件事印象深刻，一件是，大伯伯带着他姐妹俩在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前拍了照；另一件是，晚上和一群很脏很臭的人一起挤在地下室大通铺上睡觉，男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