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弟其貌不扬，对生活要求非常低，衣能蔽体、食能果腹即可，今年三十岁了，他从懂事的那一刻起就只和书打交道。他的简历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读书――教书――读书――教书。
他是我伯父的儿子，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二，伯父原来不打算要那么多儿子的，所以第一个叫大弟；第二个叫小弟；结果有了第三个，叫螃蟹；第四个就干脆叫虾毛。但伯父给他们起了很响亮的读书名：定国、安邦、振兴、中华！
兄弟几个当中，安邦不是最聪明的，但他足够勤奋，超乎想象的勤奋让他的人生成了不可思议的传奇，他从不向命运妥协，只要目标明确一定会十拿九稳地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那个年代，我的家乡非常贫穷，伯父一家子守着贫瘠的三亩田地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也不息，晚上打手电都是奢侈的，举着煤油灯担谷子的经历至今仍令他们心有余悸。伯父很早就建立了激励机制，表示只要大家好好干，等农忙结束会领全家到医院每人吊一瓶氨基酸。你不妨想象一下，他们一家六口整齐地坐在医院打点滴是什么盛况。
从小学到初中，我父母承担了他们四兄弟的伙食费，但伯父还是没有能力供他们读高中上大学。1999年，定国和安邦同时初中毕业，他们何去何从，全在我父亲一句话。在家族聚会上，父亲不容置疑地说：“跳农门，读中师，拿个铁饭碗，以后娶个女教师，散会。”一分钟的时间不仅安排了他们的职业，还圈定了他们的婚姻。当时，安邦以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远远跨越了玉林高中的录取分数线，但他所能做的，除了哭，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收拾行李，和他那个没有明显反抗的哥哥一起去博白师范学校。
那时候我在博白高中读书，离师范学校并不远，周末我常去他们宿舍找定国打扑克牌，却很少见到安邦这个全师范第一学霸，他的名字总是贴在墙上，挂在荣誉室里，安邦去的都是我们这些顽童不屑一顾的地方，什么图书馆、自习室、周末讲堂，去它的。
中师毕业的时候，安邦同时拿到了自学考试大专文凭。他被分配到老家的镇中学教书，在那里，老师按部就班，学生不紧不慢，也没有什么人拿升学率真当一回事，毕竟希望不高期望也不大。同时分配到那里工作的新老师除了他们兄弟俩，还有他们同班的一个女同学，我父母对她格外照顾，还邀请她在我家开饭。
父亲没有忘记当初讲过的话，对他们两兄弟说：“反正这个女孩子一定要进我们家的门，嫁给哥哥还是弟弟，你们商量着办。”
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真的在喝着开水，喷了父亲一脸，我被轰了出来，所以听不到他们后面的谈话。总之，后来那个女孩子嫁给了定国，他们安居乐业，从此过上了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两年后，安邦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而且还是我的母校广西师范大学，那个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进不去的中文系。他第一次到师大是我接的车，山里长大的孩子初到桂林，不恋山也不恋水，但进到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时他显然有点失控，央求我带他走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哥，学校好漂亮，树好多，花好香。”他蹲下来掬起一手心的落花。
“桂花树。”我漫不经心地说。
“怎么这么多桂花树？”他边走边用嘴吹着花瓣。
“桂林，桂树成林的地方。”
“我很喜欢这里。”
“那抓点紧，我快毕业了。”我们面对着图书馆，静静地看着来去匆匆的学霸们。
“我一定要来这里读书！”他似乎在放狠话。
“啥？”我有点走神。一个长发飘飘的倩影从我们面前走过，挂着耳机踩着拍子还一蹦一蹦地。
“我要考你们的研究生。”他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刚毅。
我回过头来推了他一把：“神经病吧？你没上过高中，没读过大学考什么考？连我都放弃了，你以为是闹着玩吗？”
他朝着高高的路灯柱子猛抽了一脚，然后咬牙切齿地在那里犟，估计他很疼，因为我们学校的灯柱都是钢铁结构的。我知道他从来不开玩笑，但读研究生是一件大事，意味着他要丢掉现在的铁饭碗，打破家族设计给他的牢笼，顶住我父亲的压力，丢下两个正在读书的弟弟，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只身去闯荡，博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那一年的高考，我表妹和另一个在玉林高中毕业的堂弟都大放光芒，一个华东师范大学，一个清华大学。这个事情深深地刺激了安邦，他是一个不服输的人，这一条本该属于他的路，必须要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揪着他来到一排老房子前，指着被树木遮住的院落说：“这里就是研究生宿舍，你考上再说，别瞎谈理想。”
他一脸平静，轻抚着锈迹斑斑的铁栅栏，然后抬头直视着我：“我一定会住进去，不仅要读硕士，还要读博士，把书胆子都读穿，为它生，为它死，为它矢志不移！”
我知道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我忽然感到很悲哀，他说出来的，是我曾经对他大放过的厥词，“我不仅要读硕士，还要读博士，把书胆子都读穿，为它生，为它死，为它矢志不移！”眼泪顺着我的面颊簌簌地流下来，我没有去拭擦，它一滴一滴地落在我脚下的泥土里。
（未完，待续……）
（广西平南监狱 龙云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