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的堂弟安邦决定报考研究生，而我选择参加工作。我把大部分复习资料、专业课书籍和课堂笔记都给了他，他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
他拒绝了学校给他安排的教导主任职务，也拒绝了三姑六婶一次次的登门撮合，几乎断绝了所有的对外联系，任凭家里的农田肆意荒芜。他的义无反顾让家里人非常失望，他写给我父亲的20多页血泪家书让这个家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难以释怀，50年代出生的人最看重的就是铁饭碗了，任何人糟蹋它都是罪无可恕。
2006年夏天，一手带大5个孙子的奶奶去世了，享年86岁，据说按照一些地方的风俗，老人以这样的年纪离去，白事会被当做红事来办，可是大家还是很伤心。三天两夜的仪式办得煞有介事，安邦居然是带着两摞书回来的，该拜的时候拜，该哭的时候哭，没事做就在一旁看书。尤其是在夜里，“阿公厅”的地板上平行地摊着两张草席，奶奶还没有入殓，她一张，我们一张，中间只隔三十公分距离。堂上的香烛和条凳上的煤油灯日夜不灭，外面一片漆黑，我们盘腿坐着，低声细语地聊着那么多年来关于奶奶的点点滴滴，安邦很少答话，就躺在草席上看书。我本想揍他一顿，但他时不时会侧过头去对着奶奶说几句话，他当老人家还活着，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谁更爱奶奶。
我再次回家已是过年的时候，安邦草草吃完年夜饭就自顾自地回到单位去了，我们几兄弟打了一个晚上的牌，大年初一早上六点，我们驱车赶到安邦的房间，打算从窗口扔两卷鞭炮捉弄一下他，我们甚至还带了轰天雷，一路上大家都在设想着他的窘态，是从床上跳起来狂奔还是歇斯底里地尖叫？真是太有意思了。没想到，那时候人家戴着眼镜、披着床单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已经开始在背诵单词了，看到我们，只淡淡地问了一句新年好，甚至连茶也没有倒。我们只好识相地回家洗洗睡了。
安邦竭一年之力并没有换来相应的辉煌，研究生考试是残酷的，他的总分超过了分数线，但由于英语设置了最低分数线，他以1分之差遭到淘汰，这是他求学过程中的第一次失败，打击自然是很重的。家里人反倒是高兴得很，陆陆续续又开始张罗他的婚事，这令他非常沮丧。
“哥，我完了。”电话里我一样可以听得出他的撕心裂肺。
“屁大的事。”我没有安慰他。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努力过，像拧龙头一样，已经到了最后一圈，我的人生这回是彻底没有指望了……”安邦忽然很平静地自言自语。
“兄弟，凭什么你就不能失败？这一次考试，对你而言是锦上添花，但对别人而言也许是安身立命，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你以为人家都是吃素的吗？”我知道他根本不需要安慰，于是接着数落他：“路是人选的，有人匍匐有人飞奔，摔倒了，要么赶紧爬起来，要么就趴在那里等着埋吧！”
安邦显然也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说他，沉默片刻之后，他下定了决心：“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成与不成，今生无憾！”
接下来的一年，大家都在经历着许多人世沧桑，很庆幸，都挺过来了。我一直在期待着这个顽固的堂弟能给我带来一丝慰藉。我有很多同学留在师大读研究生，放榜那天有三个人给我打了电话：“你堂弟真犀利，教科院第一名，天啊，比第二名整整多出了四十多分……”当我把这个兴奋的消息告诉安邦的时候，他在午睡，一行热泪从眼角猛地溢了出来。
公费研究生不需要交学费，安邦走出来的时候对长辈们放过狠话说不给家里添负担，他没了经济来源，完全靠自己做课题或者兄弟、同学的帮忙过日子，我帮他安排了饭馆的端盘子和校外做家教，他都仅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说：“哥，我一天只需要8块钱，半饱就满足了，我浪费不起时间。”研究生第二年，导师就帮他联系好了去美国那边的路子，只等托福考试过关。
“哥，考试费要250块。”他跟我说了一大堆关于托福考试的事情后才小心翼翼地对我说。
“考试没问题啊。”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是美金！”
“老规矩，你只有一次机会。”我让他去考试纯粹是不忍践踏他的理想，但我不会让他出国的，就算他通过了托福考试，到美国留学的10万元保证金，我会告诉所有的亲戚朋友，任何人都不许给。
后来我辗转知道他考了四次才通过了托福考试，为了钱的事情四处碰壁，最终没了下文。我看得出他的沮丧，我跟他说：“想想你四兄弟的名字吧，定国、安邦、振兴、中华！去美国，省省吧！国家花钱培养你这种公费研究生值得吗？”
安邦最终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并考取了西南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所读的专业面向全国仅招录1人，这是安邦厉害之处，他真的把书胆子都读穿了。
2013年，他又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在江西师范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双双伸出橄榄枝的情况下，我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对比了两所大学的综合实力，比如人文地理、经济环境、未来发展前景等，最终他决定放弃昆明而选择了南昌，再次走上终究属于他的三尺讲台。
“敢问路在何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终于释然了。
“路在脚下！”他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广西平南监狱 龙云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