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有“三分写，七分改”的说法，说的是修改文章的重要，所以又有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而新闻有“七分采，三分写”的说法，强调的是新闻采访的重要，没有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没有下那“七分采”的功夫，恐怕很难写出新闻的子丑寅卯。
说到“七分采”，其实，挺佩服香港那些“狗仔队”的，如果不是昼潜夜伏，舍得下功夫，耐得住寂寞，怎能挖掘出一个个“爆炸新闻”，还有那些专“猎”明星的“娱记”更是了得，总有不挖出道道誓不罢休的干劲。当然，“狗仔队”和“娱记”们没哪个上得了台面的，因为他们干的基本上是挖掘“花边新闻”的事，只不过是明日旧闻罢了。
如今，媒体发达，网络四通，对于新闻事实本身，特别是那些“花边新闻”，要了解到不太难，再难还是会有人“人肉”出来的。对于新闻，人们已经有关注度的选择，而且已经不满足于知道发生了什么，更想知道为什么，该怎么办，想了解更多新闻背后的东东，要的是一个说法，一个解读，一个方向。因此，搞宣传的人，不是远远看见一片落叶就报道落了一片落叶，似乎还有告知“一叶知秋”等等责任。
而要完成这样的责任，是需要“沉”下去的，要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才办得到。纵观那些有影响的新闻事件，那些成功的新闻报道，无一不是记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写，更花了大量的时间去采访，去调查研究。想当年，假如斯诺没有面对面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假如斯诺没有在延安吃苦受累的日子，就不会有《红心照耀中国》这部堪称中国西北革命区珍贵的史料。假如史沫特莱没有用大量的时间“追随”朱老总，就不会知道《伟大的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
著名新闻记者柴静说过：“除非亲身抵达，亲眼所见，亲耳听闻，努力发展，否则就不可能认识事实真相”。十余年间，从冒死深入非典一线到汶川地震前沿，再从两会报道到北京奥运，每个重大新闻面前都有柴静的身影。有人说是这些重大事件成就了柴静等名记，其实不尽然，为什么不说是柴静这些有担当的记者在新闻事实前担负了应尽的责任，解读了有影响力的新闻事件。“战地玫瑰”闾丘露薇，如果不是在伊拉克战争中作为巴格达地区唯一一位华人女记者“现身”现场报道，她怎会赢得包括前总理朱�基的赞誉：“你很了不起，我佩服你。”
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才可能有独特的发现，独有的信息和独家的视角；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才可能有报道的高度，解读的底气和评论的作用。“走转改”活动开展两年有余，新闻这条线的工作者，从上到下投身基层，深入一线，加上不懈地努力，可以说，走出了挖掘新闻的瓶颈，转出了新闻人的活力，改变了基层大众的看法，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性发展，也推动了新闻事业本身的健康发展。
当然，“走转改”以来，仍存在坐而论道，闭门造车的现象；仍存在下基层，身入心不入的现象；仍存在走马观花，快餐式采访，八股式写法等等与“走转改”不符的现象。试想，如果新闻人“大门不迈二门不入”，别说“人咬狗”的新闻发现不了，就连“狗咬人”这样的普通新闻都看不到。如果以文件写新闻，那不如看文件就可以了；如果以方案作新闻，那不如直接阅方案就可以了。前辈穆青早告诫过新闻工作者：“……不做好调查研究，不掌握大量情况，问题就看不准，写出来的东西针对性就不强。”为写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他访问过当年焦裕禄慰问过的农户，钻过焦裕禄当年钻过的牛棚，初稿出来后，他先后修改了七遍。作为“中国新闻界的旗舰人物”，穆青认为新闻报道不应受刻板的格式束缚，提出过“新闻散文化”的著名主张，用散文化的手法写新闻一直是穆青成功的实践经验。穆青在新闻实践中，有着多副笔墨，写焦裕禄也好，写吴吉昌也好，写王进喜也好，写作功夫无一不力透纸背，所写作品无一不经得起时代的检验。
甭说当代，就是在革命困难时期，革命先辈刘志丹十分重视宣传，说：“政府工作安排好了，要着手办一张报纸，有了报就等于我们增加了一个师。”如今，在这个“增加的师”里工作的一员，是应想想怎样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干好新闻宣传工作。
2014.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