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亚文化简单地说就是监狱里罪犯之间的规矩和生活习惯，是罪犯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是一种通行于罪犯群体内部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规范、价值、习惯以及特有的行为方式的文化形态。它与主流文化具有一定的对抗性，它是罪犯自己的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罪犯亚文化涵盖罪犯价值观念、行为、语言等方面。展现出的主要形态有：帮派团伙、暗语（黑话）、绰号、伪病、造病（自伤与自残）、自杀、文身、同性恋、赌博、脱逃、囚歌、囚诗创作等等表现形式。目前对罪犯亚文化现象的发掘与总结还不够深入，许多现象还没有被发现，也未归入亚文化的研究范畴之内，更没有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提炼。同时每一个时期的罪犯亚文化的表现也有不同，它既是传统的延续，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这种变化是没有限制的，也不会停止。但罪犯亚文化对监狱主流文化的对立与消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同时也是监狱主流文化必须要消弭的一种支流文化。
一、罪犯亚文化在犯群中的体现
（一）帮派（团伙）文化
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和文明之中。罪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各种文化交融、碰撞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各类腐朽思想的侵蚀。近年来不断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成员入狱服刑，他们在狱内又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新的团伙，封建行帮思想泛滥。一些弱势群体罪犯入狱后为寻求“保护”，往往主动或非自觉地加入这类群体；有的罪犯挨了欺负，不找警察，而是找团伙、求“大哥”、觅靠山，希望出事时有人给罩着，摊事时有人给摆平。处理和了结每起打架斗殴事件，都要浪费民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稍有不公还可能再次引发斗殴，加大了民警的工作量，给监狱监管改造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与危害。
（二）黑话（暗语）文化
帮派（团伙）文化有时又衍生出行帮亚文化之次生文化――黑话（暗语）文化。罪犯在监狱这一特殊的环境内长期生活，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听得懂的语言，即监狱黑话（暗语），而且，这些黑话（暗语）随地域不同也有所差别。以下是东北地区常见的一些监狱黑话（暗语）：跑路（作案后畏罪潜逃）；关系（有背景或有人照顾的罪犯）；盲流子（弱势群体、三无罪犯）；同一饭槽子（合伙吃饭）；刚下火车的（新入监者，意即初来乍到，什么规矩也不懂）；撂了（招供）；换叶子（衣服）；改皮（囚服）；砸窑（入室盗窃）；上线（被某民警注意或盯住不放）；针头（告密者、耳目）；扎针儿、点炮（告密）；教育（收拾、殴打）；反电（不服管教）；响了（事露或案发）；鼓包（内讧）；掉脚儿（事情败露被发现）……
（三）犯罪经验“交流进修”文化
一些罪犯作为典型的反文化物质载体，聚集到监狱这一特定场所后，不但没有悔过自新，反而受监狱亚文化侵蚀，在相互碰撞、裂变、新陈代谢中获得能量，彼此交流、评价、体验犯罪方法和内容，强化犯罪心理和犯罪意志，学习、交流新的犯罪技巧，巩固了犯罪心理结构，使罪犯受到犯罪思想与犯罪恶习的“交叉感染”与“深度感染”。罪犯“交流进修”文化使狱内成为培养罪犯二次犯罪的“温床”，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严厉打击。
（四）功利改造文化
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之间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监狱民警正是利用这一制约作用和正式群体的力量，有效地控制住绝大多数罪犯。但是随着罪犯构成和思想意识的变化，群体制约作用有所削弱，增加了矫正的难度。近些年来，许多罪犯改造趋向功利化，利己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等价交换观念渗入到改造生活中，趋利避害行为明显，以至于相互监督成了相互包庇，或成为与民警讨价还价的条件，致使民警搜集犯情、狱情的渠道不畅通。
（五）性文化
狱内同性恋问题不容忽视。罪犯随着人身自由的丧失，几乎也失去了与异性交往的机会与自由。对于罪犯来讲，作为人的本能之一的正常性需求长期受到压抑，处于严重的性饥渴状态，其性冲动得不到正常途径的发泄，易导致同性恋等畸型性心理和畸型性行为，甚至有的青少年罪犯半公开出卖肉体换取物质上的需求。狱内同性恋行为的存在极易引发诸多不良后果，不可避免地影响狱内正常监管改造秩序。
同时男性入珠等畸形性文化也不容忽视。另外，由于罪犯性压抑和性变态现象的客观存在，传抄淫秽色情书刊及监舍夜里自慰、讲黄色故事等问题也是屡禁不绝。
（六）囚诗、囚歌文化
“诗言志，歌咏言”。狱内经常私底下流传囚歌、囚诗，内容充斥着大量的低俗享乐思想，认罪悔罪及忏悔意识所占比例极少，形成罪犯亚文化领域一道独特的风景，有的真实地反映了部分罪犯的思想状态及心路历程，其中以80年代末期迟志强《铁窗泪》系列著名。新时期新形势下狱内又产生出新的囚歌。
监狱亚文化诗歌，一小部分充满思亲恋家情结，但大都内容低下，庸俗不堪，个别的甚至是置廉耻于不顾，充满了低级趣味与利己主义，也如实反映出罪犯的真实心态与情感流露，并在导引罪犯行为上起到相应作用。
（七）绰号文化
亚文化的作用之一是它可以辨别人的身份或属于某一群体、集体的特殊精神风貌和气质。罪犯中的绰号文化就显示这样的特点，是根据某人身上的一些特点，给其取一个有代表性的称谓。具不完全统计，狱内服刑人员中有20％左右的人有绰号。个别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基层老民警也叫，时间一长往往忘记了罪犯的真实姓名，形成一种特殊的狱内文化。绰号有自己所起和他人命名两种形式。一般而言，自己所起的少，蕴涵丰富而含蓄；他人所命，嬉笑怒骂、诙谐幽默。绰号产生的根据有多种由头，如从形貌举止、学识谈吐等方面，不一而足。如：四猛子、阿呆、大傻……，有些是狱外带进来，大部分是狱内所起，具体形象，贴近人物，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一些带有歧视、侮辱色彩的绰号则对罪犯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引发殴斗等问题。
（八）“吃场”文化
“远看刑期，近看伙食”。罪犯为了谋求在民警或其他罪犯心目中有较高地位（面子），以不吃改造饭为殊荣，不择手段地逼迫家属索要财物，抽名烟、吃小灶，炫财显富；有时明知自己力不从心无法办到，也要硬起头皮硬撑，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吃”在社会交往中重要，在罪犯交往中同样重要，而且“吃”还承载了罪犯的抵抗意义。罪犯的“吃”不是单纯的果腹，而是要承载“吃”的文化政治。其一，要吃出用场，让“吃”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其二，“吃”出人场，用“吃”建立人脉和优势；其三，要吃出排场，让“吃”撑面子，别人不能吃我能吃；别人吃不起我吃得起，别人吃不到我吃得到。
多余的“吃”物可以换来别人为自己“打工”（交换劳动定额、洗衣、洗澡搓背等）；可以施舍给别人，建立依附关系；可以联络感情，建立“小圈子”；甚至可以用来赌博等等。上述五花八门的“吃场”亚文化不动声色地将颠覆监狱权威日常化了。一方面，拥有较丰富“吃”的资源的罪犯，用“吃”换来改造（劳动）成果，继而影响行政奖励、刑事奖励；另一方面，那些缺吃的、或因刑期短而没机会减刑的罪犯，则将改造（劳动）成果直接用来换“吃”的，使“改造”去崇高、去精神，直接异化为纯物质性与工具性的“吃”这样的俗物。
（九）身体抵抗文化
最常见的就是“头发抵抗”。在监狱，有同性恋倾向的女犯，有的刻意把齐耳短发进一步修短，意图外表上更男性化一些，以吸引其他女犯的注意；男犯则会利用警察的信任与容忍，有意把自己的光头留成寸发，以示与众不同，挑战规训权威。囚服“山寨化”、“娱乐化”文化。囚服的制式化（制度化）使囚服也成了囚犯抵抗监狱主流文化的战场。罪犯对囚服最常见的颠覆手段就是将囚服“山寨化”、“娱乐化”。例如故意隐藏囚服上的犯号牌等囚服配置部件等，或者在鞋子上做文章，穿着一双有别于他犯的鞋子。而最具颠覆性攻击的就是“山寨囚服”。罪犯用“山寨囚服”直观上的合法表象遮蔽他们偷换囚服内涵的真实企图，实现了对监狱规范重围静悄悄地突围，例如前些年各监狱狱内“流行”的“亮面子”囚服。“娱乐化囚服”是囚服的变体，以罪犯时尚欲望的实现隐喻监狱权威的消解，典型的例证是女犯对囚服的时尚化、娱乐化改造。她们将囚服的下摆、裤脚等不显眼的部位悄悄变形，依此享受攻击与颠覆的快感。
（十）罪犯其他亚文化
吸食毒品、药品文化。狱内暗语称“嗑药”、“溜冰”。因社会上冰毒、海洛因、麻谷等常规毒品难以进入狱内，罪犯便寻求其他药品来代替。包括大剂量吞食咳喘感冒片（内含微量咖啡因、麻黄素等成份），旱烟叶内混杂大麻，止咳糖浆兑可乐，口服盐酸曲马多、美沙酮、盐酸氨茶碱片等致幻药物，久而久之形成药物依赖。
酗酒文化。各地监狱都将酒类作为头号违禁品，但罪犯却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搞酒。如高利诱惑、唆使个别民警及合作厂方外聘人员购买；或用米饭、水果发酵酿酒及工业酒精勾兑造酒等，以此达到麻醉神经、缓解压力的目的。罪犯常常酒后乱性，不计后果，极易形成监管安全隐患。
赌博文化。狱内赌博，严重败坏狱内风气，致使罪犯丧失改造信心，无心改造，专门琢磨如何投机取巧，极易诱发狱内偷盗、诈骗等二次犯罪。有的罪犯赢得财物后第一时间内跑到狱内超市大肆采购，回到监舍后大吃二喝，疯狂挥霍，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将钱物折合成劳动日，役使输钱的罪犯为自己洗衣、刷餐具、打扫卫生分担区等，久而久之形成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
“碰瓷儿”文化。个别心术不正的罪犯，不择手段地故意激怒其他经济宽裕的罪犯使其殴打自己，甚至包括激怒个别经验不足的年轻民警。随即变相维权或过度维权，大耍臭无赖，煽动家属要挟监狱机关或讹诈勒索对方，达到谋取财物等目的。
位置文化。罪犯的住宿有“铺头”“铺尾”之区别。个别罪犯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不惜大打出手也要住到“头铺”去，以此显示自己对他犯的“高人一等”；站队时也是故意脱离互包小组，站到队列前头或者队尾，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炫耀文化。罪犯为了谋求在民警或其他罪犯心目中有较高地位（面子），不惜打肿脸充胖子，不择手段地逼迫家属索要财物，炫财显富；或明知有些事情自己力不从心无法办到，也要硬起头皮去办，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
“颠憨”文化。即罪犯之中常见的绞尽脑汁伪病造病。其他的还有装疯卖傻、装聋作哑、自伤自残、吞食异物等，以谋求达到逃避改造或保外就医等目的。
文身文化。罪犯在手臂或躯干等部位纹刺龙、虎、狼、鹰、关公等图案或“忍”、“孝”、“忠报父母恩”等字体。狱内罪犯文身比例高达三分之一强。纹刺后有部分罪犯产生后悔心理，必欲除之而后快，往往采取刀割、火烫等手段予以消除，给身心造成一定伤害。
打架文化。例如，有的罪犯不崇尚群殴，崇尚单打独斗，输赢都不许向民警汇报；禁止并鄙视输家背后偷下黑手等。
迷信文化。个别狡狯的罪犯通过看手相、相面、算卦占卜等迷信活动挖空心思进行狱内诈骗活动，这类罪犯极具蛊惑性和煽动性，甚至个别素质低下的民警也被其花言巧语所蒙蔽，不知不觉沦为其直接或间接利用的工具。
禁忌文化。罪犯刑满出监时有砸碎自己吃饭的餐具，换掉全部狱内所穿衣物鞋子且出监门时不说“再见”、不回头看等禁忌文化，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做一一探讨。
二、近年来罪犯亚文化形成原因剖析
监狱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小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势必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影响，既会受到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影响，又会受到罪犯这些文化载体变化的影响。
罪犯亚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有学者认为一是权利剥夺观，即认为罪犯亚文化是犯人对监狱生活中遭受的权利被剥夺的一种反应。共同的权利被剥夺的处境构成了犯人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基础。二是输入观，即认为罪犯亚文化是社会亚文化输入的结果。三是整合观，即认为监狱亚文化是权利剥夺和社会亚文化输入共同整合的结果。整合观是一种比较被认可的观点，每一个犯人都是亚文化的输入者，特别是一些暴力犯罪者形成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对今后监狱生活的影响很大。不断有新人进入监狱，就不断将社会亚文化的形态输入到监狱之中。与此同时，监狱已经存在的亚文化形态也在起着作用，两种亚文化的碰撞使得罪犯亚文化的形态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经过整合后的罪犯亚文化其内容更加丰富了，价值观念更加清晰了。随着罪犯的释放，罪犯亚文化又被带入到社会之中，与社会亚文化又进行了整合。罪犯亚文化总是处在文化的整合之中，但其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很少改变，特别是一些固有的文化现象已经成为了监狱习俗或传统，很难从实质上进行改变。这种文化长期地存留在狱内，即便是有的罪犯刑满出监，其特有的文化现象依然不能消除，滞留在狱内并且被新入监的罪犯所传承。
另外罪犯构成比例的变化也是诱发罪犯亚文化产生的原因。当前罪犯构成日趋复杂并不断变化，“三涉”罪犯和普通刑事犯所占比例逐步上升；跨省作案的流窜犯不断增多；罪犯年龄偏低；犯罪类型结构中职务犯罪和累惯犯比例增多。罪犯构成比例的变化必然对监狱矫正产生影响，也形成种种新的、怪异的亚文化现象。
最后，工作重心的失衡诱发罪犯亚文化产生。个别监狱偏重经济效益，忽略对罪犯教育改造，“重生产、轻改造，重劳动、轻教育”使矫正罪犯工作在客观上受到多方制约，削弱了监狱应承担的矫正职能，使教育改造功能逐步弱化，狱内本来就缺少的文化活动被挤占得少之又少，在主流文化缺失的情况下，亚文化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并渐成规模，此消彼长。
三、消弭罪犯亚文化的对策及手段
监狱是一个文化场。监狱的文化场是由监狱的狱风、监狱文化和环境、监狱警察和服刑人员的精神面貌以及社会舆论氛围等形成的一种气势和情境。这气势和情境所呈现的文化就是监狱环境文化。
近年来，监狱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监狱文化越来越得到重视。人们认识到，监狱环境文化蕴含着强大的势能和强劲的驱动力，监狱环境文化对罪犯的精神变化起到一定的作用。针对罪犯亚文化如何控制其流行和蔓延，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制约性权力的运用，通过报偿性权力的运用，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教育等措施来进行消弭。消除亚文化滋生的土壤和传播的途径，建立体现现代社会道德、文明要求的监狱文化，使罪犯受到监狱主流文化的感染和熏陶，客观地看待罪犯亚文化以及采取相应的干预方法，从而有效地引导罪犯的亚文化向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并进行相应的文化控制。
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同时也是特殊学校。没有主流文化价值的引导，难以促成罪犯形成新的符合社会要求的价值取向，罪犯亚文化将毫无悬念地充斥罪犯的思想阵地，对罪犯重新社会化将因为教育改造成果被亚文化的消极影响所抵消而造成失败。□
（本文刊载于《上海警苑》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