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六十年代初从农校毕业后分配到劳改农场工作的，应该算得上是比较早进入劳改农场的农业技术员。
最初，他被分配到农场最远、最艰苦的农业队。
那时的他，正是青春好年华，血气方刚，豪情万丈。根本就没想过那个地方被现在的年轻人称为西伯利亚。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只有“服从”二字。对他来说，有工资领、有房住、有饭吃、有活干，已经很满足。
后来，农场子弟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父亲又被调到学校，成了当时地地道道的“臭老九”。直到十几年后，从师范分来了许多大学生教师，父亲才得以脱身，回到他的农业技术岗位，当上了大队长、农务科长。数年后，终于得回他那因服从分配，在技术岗位年限不够，几乎迟到了一辈子的农艺师资格，总算了却了他的一块心病。
最让他感到得意的是，在他退休前赶上了好政策。提前退休，得到了一个副处级的待遇。这成了他退休后常常在我女儿面前炫耀的最大资本。看到他那十分满足的样子，我们全家都为他感到高兴。
回想父亲的一生，是正直、清廉而又善良的。
小时候，父亲对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当警察就是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这种为警清廉的良好作风成了我一生的财富，一直都在影响着我。
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戴着顶草帽，挽着裤腿的样子。直到现在退休多年，不管走到那里，也都习惯性的带着他的草帽。一辈子都舍不得买上一件好衣服，也没有一套自己拥有产权的房子。甚至于自己的儿子在省城的单位买集资房的区区几万块钱都拿不出。
但就在我们还不是很宽裕的时候，有一年，家乡发了洪灾，全村的房屋都倒塌了。家乡的姨妈打来求助电话，希望我们给予几千元的资助。当时我们姐弟三个都还在读书，正是要用钱的时候，几千元钱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我们的全部积蓄。于是，母亲便婉拒了她的请求。姨妈马上生气着质问道，你的丈夫能够给乡里捐款数千元，为什么就不能给自己的亲人一点帮助呢？报纸上都已经刊登出捐款名单了。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仅有的一点积蓄已经被父亲捐了出去。为了这件事，母亲还和父亲呕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气。
父亲还是个很敬业和很宽厚的人，特别是他在农业队和农务科与农民打交道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似乎已习惯了他的早出晚归和不厌其烦。
记得那些年，父亲担任农务科的科长，通常都是不能按时下班，往往是家人煮好他才急急忙忙赶回来吃饭。但就在父亲前脚刚踏进家门，后脚就紧跟着有蔗农朋友敲门进来找父亲处理事情。于是父亲便热情的招呼他们与我们一家共进午餐或晚餐。我们姐妹俩也就只好陪着笑脸给他们添饭了。
其中，最让我最忘不了的就是有一次中午时分，一位蔗农到家里找父亲协调甘蔗运输的问题，刚坐下便习惯性将一口痰狠狠地吐到了我们新入住的新房客厅中央。当时气得我真是牙根痒痒直想骂人，恨不得立刻把他轰出去，但看到父亲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仍然保持着宽厚的笑容，话到嘴边只好又咽了回去。
如今，我们姐弟三个也都继承父业，当上了警察、公务员，生活也比以前好过了，于是就想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让责任心极强、独自在柳州给我带小孩而且在阳台睡了多年的父亲住得舒适一点。
当我颇费心机，在有限的资金里将新房装点得自认为还算简洁大方时，我想，这下子房子宽松了，这个家应该是焕然一新，井然有序了吧！这时喜欢整齐的女儿也立马向外公宣布了卫生纪律。
然而，让我感到很无奈的是，过了不久，父亲还是忍不住将跟随了他一辈子的两张旧书桌极不协调的搬到我的新房里，并在桌子正中央倚墙摆上他从事监狱工作三十年的勋章，每天都很满足地看上一阵子。
最让我感到头痛的还是女儿不时打来电话说，外公煮的饭太难吃了，今天又把蛋给煎糊了，昨天煮的肉还有生猪肉味……
我只好对孩子说：女儿呀！你就将就着点吧，你外公这辈子把心都掏给了监狱事业，哪煮过几次饭呀，退休了能煮给你吃就不错了，你就别再挑剔了，凑合着吃吧！
孩子只好很无奈地答应了。
……
唉！这就是我的老父亲，一位在监狱工作中任劳任怨、雷厉风行、得心应手的副处级老警官，在生活中却是如此的糟糕！
（广西柳州监狱 吕 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