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制度是国际通行的刑罚执行制度，是非监禁刑执行的主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把假释制度当作激励罪犯改造的一种手段，以减刑为主、假释为辅的行刑方式予以适用，这与国际通行的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广泛适用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随着近年法律修改以及新的司法解释的出台，在司法实践中，假释的适用率有愈来愈低的趋势。本文通过对比我国假释与减刑制度的功能，论述了假释制度的优越性,从监狱工作的实际，阐述了监狱假释制度适用的现状，分析了假释制度在我国适用率低的几方面原因。对如何提高假释制度的适用，充分发挥假释制度在我国预防和矫正犯罪中的作用，进行了各方面的思考。
关键词:假释制度 假释适用 预防犯罪 重新犯罪 社区矫正
一、我国减刑与假释制度的功能比较
减刑和假释制度并存使我国刑事奖励措施独具特点。其目的在于在监狱建立一套促进罪犯改造，防止违规违纪、违法再犯罪，确保狱内安全稳定的机制，其实质是利用罪犯向往自由的动力，趋利避害的功利主义选择，引导罪犯行为以及思想，从强迫到自觉，从对抗到服从，主动接受监狱的管理教育。减刑和假释制度的适用，让罪犯看到了提前出狱的希望，促使罪犯检点个人行为，弃恶从善，自我主动改造，促进了刑罚目的的实现。通过运用减刑和假释制度，还能够给罪犯及其亲属一个希望，减少社会对立面，化解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又体现法律温情。
（一）假释能有效地减少和防止重新犯罪
通过对比这两种制度的控制力，减刑有着假释制度所不具备的巨大优势，激发罪犯改造的不同动力，而无疑为司法机关所青睐和罪犯所期盼，但因其缺乏回归社会后的过渡过程与制约性，相比假释制度有着明显的弊端。实际上，罪犯减刑没有减少其本身存在的危险性，释放回归社会后没有预后保障机制，难以减低再危害社会的隐患。而假释关注的重点是罪犯本身危险性的改造，回归社会后的监督与约束，再犯罪的可能性极少，这也是假释制度获得当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大量适用的原因。当前由于我国法律限制，罪犯最常见的是通过减刑提前释放，这没有降低任何社会风险。减了刑的罪犯释放后，除非有剥夺政治权利的，法律对其的管束自行解除，其他权利自行恢复。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大反差，很多刑释人员会无所适从，甚至会产生还是监狱生活简单的怪异念头，也容易导致违法再犯罪。经过监狱熏染的这类人一旦再犯罪，往往方法隐蔽，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反侦察意识更强，对公众安全的危害更加巨大。而假释人员出狱后，还要继续接受社区矫正部门的管理约束，接受当地社区、居委会、人民群众的监督，还要参加社区矫正，保留着罪犯的身份，倘若有不法行为，通过相关法律程序可将其继续送回监狱重新执行刑罚，这样既可以约束假释人员行为，促使其遵纪守法，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又可以慢慢适应狱外社会生活，重新再社会化，还可以矫正犯罪、防止和减少假释人员重新犯罪的机会，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公众安全保障。减刑和假释，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使用假释的方式，使罪犯在社区接受社区矫正，提高改造质量，以更加有效地减少和防止重新犯罪，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二）假释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罪犯的原判刑罚是法院依照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作出的有效判决或裁定，具有严肃性和确定性。“已决案被视为真理”，法院的有效判决是不可推翻的。减刑是通过减轻或缩短了其原判刑种或刑期，实际上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而在适用假释的情况下，法院裁决的罪犯原判刑期或刑种不需要改判，只是未执行完的刑期变成了考验期，换成了在社会上服刑，假释的罪犯一旦违背相关规定，则要收监继续执行尚未完毕的刑期。假释的适用只是间接地改变了罪犯原判刑罚的服刑地，与原判决的刑期刑种并无关系，有利于保持判决或裁定的严肃性，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
（三）假释更能发挥刑事政策的激励作用
减刑的不可撤销性产生负效应。在刑罚执行实践中，随着执行制度的规范化，狱务公开公示的推行，罪犯通常可以根据刑期、余刑和获得的行政改造成绩，估算自己能够减刑的次数和大致减去的刑期，由于减刑不能像假释那样可因罪犯违反规定或违法犯罪被撤销，减刑之后罪犯尚有余刑者，如果再消极改造，或者严重影响狱内改造秩序的，先前已生效的减刑裁定只要不例如“张海假立功减刑案”，都是无法撤销的。减刑之后出监的罪犯再违法犯罪，先前在服刑期间获得的减刑裁定亦无法撤销，这严重侵害了司法权威。假释的实质条件要求罪犯在服刑期间一贯表现良好，才能确定有悔改表现。罪犯为了争取假释机会，必定会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保持良好的表现，做到认罪服法、服从管理教育，以期获得监狱的肯定，这为罪犯重塑良好的行为习惯，奠定了基础，单从实际改造的执行成效上来判断，减刑只具有短暂的一时的激励促进作用，而假释制度的激励作用不管从时效、结果上都要远远优越于减刑制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