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 航
昨天晚上正好轮到我值夜班，晚上7点多钟，院长过来对我说，注意一下视频监控里202室的罪犯Z某，我问是个什么情况？并随即将监控画面切换到202室，院长介绍说，这个人原先在社会上因身体残疾被判缓刑，因为又涉及盗窃，所以后来被地方法院判刑，就投入到监狱来了。不过，他在社会上曾与人发生斗殴，结果被人砍伤胳膊，现在医院诊断为左臂神经萎缩，经络断了，监狱的医院也没有办法，以前他就以此经常闹医缠诉。我听完院长的介绍说，我上楼去看看，问问情况。
据了解，今天白天因罪犯Z在寝室里称人不舒服不起床，值班民警要他换间别的房间去休息，按制度白天寝室要做卫生，不然的话，按内务卫生检查要扣分的。罪犯Z便抱着被子、床单走出寝室，结果就睡在大厅走廊里，说什么就是不起来。值班民警批评他不懂规矩，他反而顶撞民警，除了不服从管理外，还与民警纠缠个没完，显然，当时Z的情绪上来后，说服教育工作已无法进行下去了，最后，现场值班民警请示监区、监狱的相关部门与领导，层层审批，决定对罪犯Z上警用约束带，并令监督岗罪犯一起强制将其拉到202室去了。
听完上面这些情况介绍，我来到202室，询问了罪犯Z的基本情况，问他今天吃饭了没有？监督岗说他中餐、晚餐都没有吃。问他为什么被上约束带？监督岗罪犯简要介绍了白天他违纪、顶撞民警、不服管教的行为过程。后来我吩咐监督岗加强看管，有什么情况即时报告，随后，我就下楼继续值班看监控。
按理说，白天交班的民警应该将这些情况在监控室的夜班记录本上做些记载，好让夜班民警实施重点监控，虽然分监区在本单位值班日志上有记载。好在院长及时介绍了这些情况，我正在浏览监舍内的行人、大厅、病房等视频时，报警语音对讲系统响了。我问是什么情况？对面的话筒里传来监督岗的声音，报告X主任，罪犯Z情绪很激动，在202室的墙角随意小便，并将装饭菜的碗踢翻了。
我听到这些情况，马上又上二楼，进入202室，询问罪犯Z为什么要随地小便，并将饭菜踢翻？他说，监督岗打我，你们到底管不管？
我说，监督岗是否打了你，这些情况需要调查，视频监控里看得一清二楚，任何事情都要讲证据，你现在需要冷静，有什么情况明天向主管民警与值班领导反映。
他说，你们是什么警察？这些穿黄马甲的人都是你们雇请的黑打手！别看你现在穿着这身皮，有什么威风的？你出去脱了这层皮，还不及我！
我说，监狱选用黄马甲有严格的制度程序，他们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主管民警反映，但我现在以值班警察的身份警告你，如果你再无理闹事的话，我们只能按程序严肃处理你！
他说，你现在就把我关禁闭，我要求关禁闭！
当时见这种状况，监控室需要有人值班，我查看了Z的约束带正常外，盯嘱监督岗罪犯，先让Z从床上起来，三名监督岗仔细检查了Z的床铺被子、枕头与相关物品，没有发现任何如铁丝、针头、牙签等异物后，告诉监督岗，你们晚上在202室严格监视，认真防范，如果他再闹，你们可以用双手劝阻、制止、按住他，但绝对不容许动手打他！
其中一名监督岗说，报告X主任，白天分监区已经申请了使用戒具，现在是否可以对他使用手铐与脚镣？
我说，根据事态的发展再说！说完后，我走到门边，不由自主地摇头到，嗨，你这个人啊，脑筋有问题！罪犯Z很快做出回敬：你脑筋才有问题！
我第二次下楼后，没多大功夫，时间已经晚上8：30了，这时监督岗再次按响语音对讲系统：罪犯Z拼命用双脚捶铺板，是否需要上脚镣？
我说，我正看着视频呢，他目前的问题不大，你们先看着他（当时内心里我还是不主张上手铐与脚镣），现在还不需要上脚镣。也许是Z白天没有吃饭，没多大功夫他就侧身盖着被子睡下了，但时不时地侧翻着身体。
时间快到了晚上10点，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以上的这一幕幕仿佛将我拉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自己当年当中队管教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早就亲自动手去处理这名激动狂嗷的犯人了！但现在，监狱需要文明执法，冷静执法，更需要民警智慧执法、人文执法。自己交接班的时候，除将上述情况记载于值班日志上外，还当面对接班的民警吩咐了一些注意事项。
次日早上6点30分，我同院长在监控室交换情况时，介绍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并谈了当下对这名犯人Z为什么不主张随意上手铐与脚镣的原因，即便是监狱领导已经批了可以使用这些戒具，但当时我注意到，罪犯Z的左肩胛骨明显外突，而且臂膀肌肉也明显萎缩，如果上了这些铁器，虽然可以达到震慑的效果，但毕竟当时事态并没有继续向危险性、破坏性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既然已经有了约束带，而且24小时有人监护着、看管着，所以，当时我没有同意使用这些东西。
要知道，这些东西对于处于激情状态下的罪犯而言，有些人往往并不吃这一套，反而容易导致矛盾继续激化，我倒不是被当时这名犯人的激怒性语言所畏惧；更重要的一点是，铁制戒具更容易将人的骨骼、经络损伤，万一出现这些问题，到时候，本来监狱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后果，反而给本有肢体残疾的犯人留下口实，这样岂不是钻了他人的套吗？院长听我说了这些理由，默默点头。
而且我对院长还顺便提到了多年前的一桩陈案：以前有个犯人也是违纪，中队管教上报监狱审批使用了手铐，结果该名罪犯刑满时多次以此为由头，称自己的手腕肌肉萎缩，手指残疾是当时管教造成的，找大队领导、监狱领导投诉这名管教，当时我正好在派出所工作，听说邻近派出所正找查找这名有案在身的犯罪嫌疑人，即便是他刑满，地方公安仍在网上追逃，后来我们将这条线索反馈给了地方派出所，这样最终才暂时缓解了这起尴尬的争执。后来具体是个什么情况，也不清楚了。事情也过去了很多年，但这事本身却给执法的监狱警察提了个醒：并不是依照法律法规应当上手铐，就一定非要上不可，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具体对象、具体情况来灵活处置。
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当下监狱罪犯的心理问题愈加复杂。许多基层一线民警面临此类的违纪罪犯，如何正确处理既要严格执法，又要引导罪犯改造与治疗、服从管教与保障人权等系列性的矛盾关系？遇到问题不问不管肯定不是办法，越界踩线执法更不行！关键是要针对具体罪犯的心理问题，进行有效的咨询与疏导。而教育疏导或处罚罪犯的时机、方法、手段也有讲究，它没有固定的模式；同时，许多罪犯就是因为他的切身利益受到伤害，因为执法过程中民警没有及时解决或答复，才造成一些本不该发生的局面。这名Z姓罪犯之所以从入监至今，一直与监狱民警闹个不停，我想还是因为，他以前在社会上被人砍伤胳膊后遗留下的身体残疾与心理问题，据说他曾获得过地方法院的判决赔偿，但结果不令人满意；如今他身险囹圄，将这一矛盾带到了监狱内来，要求监狱为他治疗。
院长也介绍过，罪犯Z进来后好多医生都为他看过病。犯罪嫌疑人在判决前身体遗留的问题，监狱医院只能为其提供现有条件许可范围内的治疗，并不能完全满足犯人患者的一切心理或身体需求，也不可能将所有病犯人的所有病都治好；可有的犯人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做牢，国家就得无条件地为他治病。这样的服刑心理与改造认知态度无疑是有害的，也是需要民警作心理引导的。另外，心理咨询往往只能缓解部分罪犯的心理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监狱如何与社会相关部门联手解决他们的这些遗留问题，这才是根本。之所以当下监管场所实际存在着这一执法隐忧，是因为社会相关部门与监狱双方的权益义务关系还不明晰，目前国家法律法规对这类监管实务的立法机制也并不完善，许多领域的诉争程序仍然处于空白地带。
虽然我不是搞心理咨询的，但我想，目前类似的情况在监狱很普遍，那些拿了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的民警们，或社会专业心理咨询力量，能否应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基层罪犯群体中来？是否应该走出办公室多接接地气？说实话，目前监狱的警务体制与基层的带值班模式，决定了一些专业技术力量离罪犯群体的心理空间距离越来越远！全国监狱系统关押着一百八十万罪犯，存在心理障碍、精神异常、心理疾病的罪犯又有多少？许多人、许多问题或矛盾仅仅靠教育与管理是难以根治症结的，这需要全国监狱系统、全社会来关注这个问题，从总体规划上，做好心理咨询队伍的整体培训、教育、实战，从警务改革上，让那些拿了证的，有能力、有理想、有事业心的专业队伍最大限度地深入基层一线，为教育改造、治疗挽救这些罪犯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