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0年代初，就认识老队长了。那时我还只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每天清晨都能听到他的哨声。
当时我随父亲在钟山读书，住的地方离中队监舍约50米远。老队长上班很有规律，每天早上6点钟都会从我们住的屋后经过，由于拐一个弯就到监舍，所以一到我们住的地方，他就会习惯性地从衣服口袋掏出口哨，边走边吹还边“吆喝”罪犯起床，他的哨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80年代初，我也成了监狱人民警察，意想不到的是，我被分配到他领导的中队带班，他成了我从警后的第一任直接领导。那时，我们中队从事农业生产，以种植谷物为主，春夏秋冬都有农活：春天主要是备耕备种，夏天主要是种植和管理，秋天主要是收获，而到了冬天就是积肥，为来年生产打基础。
那个年代，我们年轻人买个钟表不容易，多亏有队长的口哨声，不然我上班准会迟到。当清晨听到第一声口哨时，我就知道6点钟了，该起床了。起床后立即洗漱，接着去职工饭堂打早点，吃饱后，带上出工需要的用具，然后去监舍等待老队长的出工号令。7点钟是我们中队出工的时间，6点半钟，哨声再次响起，罪犯列队点名，当确认出工的罪犯人数到齐后，我们这些外勤警察就各自带上自己分管的罪犯出工。
老队长有着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那时生产管理显得比较“原始”，中队没有专人拟定生产计划，每天出工具体要做什么，全凭队长的一句话。别看这种管理单纯，它却从另一个角度，认证经历了数十年风风雨雨的老队长，有着丰富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中队不是没有生产计划，而是计划早已在队长的脑子里。
老队长很关心年轻干警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他经常到田间地头同干警谈心，了解年轻干警的思想动态，倾听年轻人的诉求。他自己没有文化，但他对文化的渴望表现在对年轻人的关心上。他经常提醒年轻人，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过硬本领，要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工作中去；他教育大家要热爱监狱事业，安心做好改造罪犯的工作，要干一行爱一行，同时要懂得劳逸结合，处理好自己的日常生活。
老队长对干警的要求严格。他要求中队每一名干警严格遵纪守法，遵守监狱各项规章制度，按时上下班，上班时间不允许擅离岗位，不允许干与工作无关的事，不允许工作马马虎虎。由于管理严格，在我的印象里，当时中队干警没有违规违纪的现象。
老队长对工作要求认真。他每天都肩扛铁锹，到田间地头巡查。对当天布置的生产任务，既要查进度，又要查质量，对无故不完成当天生产任务，质量又不达标的班组，除留下加班外，当班干警还会受到批评。
进入九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单位的“称谓”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的“农场”已经变成了今天的“监狱”。为了适应现代化监狱发展的要求，监狱实行了“三个转移”，罪犯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转移，由室外劳动向室内劳动转移，由传统农业生产向加工业生产转移。罪犯洗脚上田后，老队长的“哨声”成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电玲声”。
随着岁月的流失，老队长离休了。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但他还象以前那样关心和支持监狱的工作，关注监狱的发展，方便时还由家人陪同，柱着拐杖或坐着轮椅，到监狱周围转转，看到监狱的种种变化，听到现在罪犯起床及出、收工的“电玲声”，他很是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