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干巴老头，地道的农民，也许是长年累月历尽风霜，他古铜色的脸上满是皱纹。1987年，我考上大学的那个夏天，难得一次家庭大团圆，近90岁的他像个孩子，任大家围着“逗”他。记得当时大伯手里举着个小双卡录音机，问他，家里几口人，儿女叫什么名字，他像小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一样，问一个答一个，答对了，得到鼓励，他好开心地乐呵。最后，大伯问他，有什么话跟子孙们说，他很清晰地说，要教娃娃们多读书，懂文化，说着说着，就沉默了。
我是后来才知道，土改的时候，他当年当过农会主席，一开始他其实是不愿意做的，因为没文化。但大家的信任推辞不了，他接过了这份担子，用自己的方式，履行着农会芝麻官的职责。他的方式很“古典”，类似古人结绳记事或画图记事。比如，收多少花生，他在墙上用木炭画上花生，打上钩钩；收多少谷子，他在墙上用木炭画上谷子，划上圈圈。家里有一面墙专门用于记账，有时也记事。这墙是专属于他的记事本和账本。一个没文化的农民，就这样凭着他超强的记忆力，还有令人称奇的计数记事的本事，做到了记事清楚，有条有理。当时还有一些收缴到的古董、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由他保管，他一笔一笔地记下，账目不差，如数上交。后辈人听到他的故事，笑他傻：那些古董值钱咧，藏一个起来子孙都发了咧。他严肃地说，人做事天在看咧，做那缺德事害子孙咧。
我想难怪乡亲们信任他。这更让我相信，为什么桂北游击队的马区长把他家当做秘密接头开会的地点，与他这个打草鞋为生，给人家抬轿的脚夫同吃同住，自己的枪都让他保管。他讲“古”时，大伙就问他，马区长有两个警卫员，为什么要你送情报，为什么枪给你保管。他很自豪，他说他虽没文化，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但他没有二心，且熟悉地形路况，为了谋生砍柴采药，山山岭岭都爬遍了，脑子里有一张活地图，像熟悉自己的手指头一样熟悉。
全州冬天天气寒冷，几乎入冬没有不下大雪的，每次他把情报藏在草鞋里，山高陡峭，他没耽误过马区长交给的任务。他说马区长把他当作他的第三个警卫员，是马区长看得起他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给他“跑腿”是自己的光荣。这“第三警卫员”送情报，可以说从未失手。唯一的一次险情是一个大雪天，他照常去送情报，回来的路上，他发现有人盯上了他。他临危不惧，灵机一动，反穿草鞋在山坳里兜圈圈，雪路上留下一串串倒走的脚印，愣是把敌人给甩掉了。这是他唯一精彩一点的送情报故事，叫倒穿草鞋送情报。
不送情报的时候，他就在自己屋外门边打草鞋。如果马区长在家里的阁楼上开会或接头，这个很像电影镜头，类似妇女在门外做针线活“望风”，他在门外头打草鞋，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会用家乡话喊“打草鞋――卖”，语调如常，只是节奏有一点点的不同，只有马区长领会，一听到节奏不同的“打草鞋――卖”，马区长他们就会从阁楼的窗爬到另一家的阁楼，迅速转移……
后辈们知道他是马区长的编外警卫员，也知道他参加过抗日，缠着他讲“古”时，会问他，不怕吗？他说，能不怕吗？怕有什么用？日本鬼子打来，那时有大伯和大姨了，挑着他俩到处躲，东躲西藏，实在过不下去了……也许就是那时，抗日的种子就在心头扎了根，革命的热情就燃烧了，直至日本投降，全国解放，迎来和平。
后来，桂北游击队的马区长还派人特地到家里拜访过他，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解决。当时老人家的子女没有一个在外面工作的，家里条件相当困难，他却说，不给组织添麻烦，孩子们都大了，自己能谋生活。这是后来孩子们唯一埋怨他的地方。他不满意孩子们对他的埋怨，说人帮一时自帮一世，千有万有不如自己有。教育孩子们靠自己奋斗。就这样，他和孩子们一直在家务农，出来工作的也是靠自己的努力。
他从此没了传奇，除了下地，就是常抱着孙坐在火灶旁煮食或打盹。一年到头，盼着儿女们回家过个团圆节。
记得是我刚参加工作那年春的一天，窗外一只鸟儿在不停地叫唤，一开门就扑翅飞进了家，我和弟弟兴致勃勃地扑鸟玩，母亲见了，脸都变了，厉声叫道：快赶出去，赶出去。我们不以为然，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有那种反应，母亲没说什么，我后来才知道“忽逢青鸟使”是多么地可怕。第二天，邮递员送来一份电报，紧接着是我们往老家赶――他开了我们……
又是一年，春寒料峭。他离开我们已二十余年，但我的脑海里始终有一个画面：大雪纷飞，屋外门边，一个干巴老头在打草鞋，有时会喊上一两句“打草鞋――卖”……
他是我爷爷，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以他的方式参加过抗战，参加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