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购书网淘得《监狱警察》一书，阅后感触颇多。可以说我是用飞快的速度阅读完的，因为我相信局外人不可能完成客观、公正、完整的监狱叙述，那些泛滥的有关所谓的监狱题材之作品在我以往的阅读经验里根本就不屑一顾，甚至还会嗤之以鼻。说实在的，我倒挺喜欢阅读业内专业人士客串的一些作品，譬如郭明博士的《监狱的隐喻》，“囚权主义者”张晶研究员的《总矫正师》之类的作品，可以让我有认同感，并带给我一些关于犯罪、关于监狱、关于罪犯问题的一些思考。
然而，当我闭上书页完成阅读之时，我不禁对《监狱警察》一书的作者有了一种肃然起敬的强烈感觉。一个记者、一个监狱的局外人居然能够演绎出这样一部洋洋洒洒的巨著，居然能够引起我的再度关注，引发我对新中国60余年监狱踪迹的再度追寻，实在有些不简单。
刘晓玲，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硕士，知名记者，传奇女记者，政法记者，北京青年报法治记者，主任记者，北京监狱系统唯一免检记者，业余作家。写过两部作品，一部是《狱中白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另一部就是这本《监狱警察》，由东方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共28万字。还写过调查报告《中国女性因情犯罪调查》。所有作品的类别应属纪实文学。说实话，她的《狱中白领》我没有读过，从书名看应该是写监狱中罪犯的一部作品，既然是作家出版社出版，肯定也值得日后一读。
《监狱警察》是一部关于新中国监狱成长史的纪实作品，被媒体称为“史上第一部全面揭秘清河农场历史真实的原生态纪实文学”，真实系统地再现了中国监狱的原生态场景,详细记述了清河农场的监狱警察们艰苦的工作和生活，不但讴歌了监狱警察的奉献精神，还对罪犯歧视、牢头狱霸、囚犯越狱、监狱暴乱、狱警渎职、虐囚、同性恋、留场就业、犯人家属区等许多“潜藏”于监狱的“亚文化”和特定历史的文化景象进行了大胆的解读。
作品跨度60年，以清河劳改农场为背景，记述了中国第一、二代监狱警察奋斗的故事。监狱与国家的产生一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监狱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叙述就是以1949年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成功进驻北平接管中央政府之后的第一批国民党敌特分子的关押和改造为逻辑起点；到了21世纪，监狱已不仅仅是“专政工具”、“暴力机器”，在现代社会，监狱，其实所体现的是社会文明，所张扬的是社会正义，所表达的是社会管理，所实现的是社会进步，作品就是以21世纪初监狱的转型初步完成为逻辑终点的。全书三部曲，较为忠实地记录了北京第一个劳改农场同时也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劳改农场――距离北京164公里位于天津茶淀地区的清河农场整整60的沧桑变迁史。
清河人一直有种不服输的劲头：“我们自己的家园，要靠我们自己去建设！不靠天不靠地更不靠别人！”50年代末，清河农场就已经是全国劳改单位的一面旗帜、一个标兵单位，它仅仅用了5、6年的时间，就大踏步进入历史最辉煌的巅峰时期，到了1958年，清河农场基本上已经从一穷二白达到了一个丰衣足食的“小社会”状态：绿野平畴、水渠纵横、房舍叠起、鱼肥虾鲜，简直就是“北国鱼米之乡”。清河农场创造性地发明和总结了分管分押、监内看守、犯人积极分子委员会、犯人生产小队长等一系列有效的监狱管理制度。著名作家老舍参观后感慨：“我参观了清河农场后，证实我们怎么尊重人权与人道主义。我满意我所看到的一切设施，希望能再来深入地学习。”全国政协委员于树德说：“清河农场是一个很好的劳改农场，它既改造了人，又创造了财富。”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观清河农场后发出“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了人间奇迹”的由衷感叹。那时候，清河农场就已经走向了世界，世界也知道了清河农场。
要叙述如此宏大的监狱场景、监狱故事确属不易，但《北京青年报》的政法记者刘晓玲，一位业外人士却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样的叙述。如何能够做到？答案可能就是媒体所介绍的：“她是唯一可以自由出入北京监狱系统的免检记者，再难开口的犯人在她充满人性化的访问下，也会道出内心深处的心声。30万字的《监狱警察》，刘晓玲只写了5个月，但却是她15年来上百次去监狱、农场的采访所得。”一个敬业的记者、一个勤奋的作者。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斗争，可以使人们产生忍受一切的力量。”清河农场的一、二代狱警们就是把农场的发展当成了自己人生的一桩事业来做的，他们的“家就是单位，单位就是家”。 牛正清、陆占贵、赵天水、李守坤、郑铁山、赵伟光、陆超新、李建军等等就是这样的。他们无私奉献，他们忘我工作，他们默默无闻，他们兢兢业业，而他们又个性分明，一个个鲜明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作者仿佛把我们再一次带入那个艰难而又奋进之年代。
第一代清河人，他们押解着近2000名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清河茶淀地区的盐碱荒滩上，白手起家建起了中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从此，清河农场作为北京市最大的劳改农场，肩负起了关押教育和改造犯罪分子的神圣使命。第一代干警，怀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抱定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人生理想，赴荒滩，进沼泽，顶黄沙，冒雨雪，本着“边开荒、边建设、边生产、边改造罪犯”的建场方针，以艰苦卓绝的工作，创建了劳改农场，在改造大自然，改造旧监狱，创造美好家园中，改造了罪犯，造就了新人。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一生无怨无悔。
牛正清是第一代监狱民警的杰出代表。1950年1月23日，清河农场的第一批建设者进驻茶淀。时任清河训练大队的大队长牛正清，手里拿着当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示划拨的建场经费――两千万斤小米的折食单位，带领12名干部、12名警卫战士、22名技术人员，另有拥有工程技术、农田水利等特长的管训人员25名，总人数71人，开赴天津宁河县茶淀地区，清河农场建设的序幕就此拉开。当了一辈子的监狱警察、一辈子的农场场长，不但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还奉献出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和老母――他们的生命在地震中被无情地吞噬。“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我的事业却无限的长久，个人尽管遭到不幸和许多痛苦，但是我们的劳动融合在集体的胜利里，这幸福有我的一份。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什么是最大的幸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艾润生的这段表白也正是牛正清场长的写照。
陆占贵、赵天水、李守坤同样是第一代监狱基层民警的杰出代表。
陆占贵从小队长干起，一直干到中队长、园林队指导员、总场副场长。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但从来对事不对人。他坚信：“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是石头放哪儿都发不出光来。”
赵天水，会弹奏乐器，具有音乐特长，当过文教队队长，后任机务大队长。他品质好、政治强，他还和小辈李建军监狱长合作过，在他57岁时临危受命当过前卫监狱的政委。
李守坤，场长的司机，当过工人、干警，后任副中队长。他觉得：“在劳改部门工作一辈子，而没有直接管过犯人，就如同当兵没上过战场一样，总觉得这样的职业生涯是不完整的。”他相信“邪不压正”，但在一次监狱2000犯人参与的暴乱中却不幸光荣牺牲。
郑铁山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案件侦查处的老刑警，是北京市公安系统的铁腕人物，地痞流氓见到郑铁山一个个都魂飞魄散，绝不敢造次。他就是在李守坤牺牲后来到清河农场收拾残局的。残局收拾好，牛正清兑现不了承诺，只给他弄了个主持工作的副场长，可他死活不干，非要牛正清兑现让他当分场场长的承诺，牛正清拗不过郑铁山，只得重新召开场党委扩大会议，破两格提拔他为分场长。这个人性格极度鲜明，能力极强，惜才如命。
赵天水、陆占贵、李守坤他们的儿子赵伟光、陆超新、李建军是第二代监狱基层民警的杰出代表。他们同时分到三分场当干警，在一个中队当小队长。
陆超新一心想当个司机，可以风风光光招摇过市。可严以律己、革命加拼命的父亲陆占贵硬是不愿走后门帮助儿子说情。他用自己的心血和埋头苦干换来了一个副中队长的头衔，2年后提拔为中队长，警校毕业后提拔为指导员。他凭借自己的精明强干，成为清河农场最早提拔的青年干部，从指导员直接提拔为金钟监狱的监狱长，而一年后却因自己的年轻气盛和刚愎自用而被免职，大大出乎清河人的预料。后在赵伟光的鼓动下从精神低迷中走出，终于因抓逃有功被重新提拔为狱政处处长，官复原职。后又杀回金钟监狱二度任监狱长，他喜欢用自己的钱请弟兄们撮一顿，感谢大家的奉献。
赵伟光少年老成、宠辱不惊，他的身上没有年轻气盛的狂妄，他能在每个人身上都看到可资学习的长处，这种性格注定了这个人前途无量，他历任总场办公室副主任、教育处副处长、狱政处副处长（牵头）、总场副场长，最终成为清河分局局长。
李建军，进步较慢，但最终进步最大。他是个自知之明的人，有追求、要进步，但他只会靠自己的力量干出来。他做事扎实、稳当。先后任清河农场前卫监狱监狱长、清北监狱监狱长、北京市茶西监狱监狱长，直到官至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是清河农场最有出息的一位二代子弟。他能“用最直接的方法处理最复杂的事。”他给民警灌输一个理念：“五个珍惜”，即珍惜岗位、珍惜前途、珍惜家庭、珍惜健康、珍惜团结。他看淡名利，他说：“对功利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当你摆不平自己的时候，就要想一想：有什么好争的呢？到最后大家伙不都得从一个烟囱胡同一起走，这只是早晚的事儿。”
作者对监狱问题、人性问题、做人问题、官场问题、事业心问题等等的一些看法也极具个人思辨色彩，闪烁者思想的火花，值得我们监狱工作者思考，诸如：“所有的事故，监狱里这么多年来出的任何事故，任何稀奇古怪的事故，都是在人的意料之外的，要是在意料之内，事故也就不会出了。”“犯人逃跑，都是我们监狱管理者的耻辱。”“闹归闹，但是绝大多数犯人是不想死的，是怕死的。他们闹事，无非是想以此要挟狱方，企图争取轻松一点，少干点活，过得滋润一点！”“对有些调皮捣蛋的犯人不能过于斯文了，该说的时候就得说。”“所谓的教育改造，只是针对那些肯于接受教育改造的犯人。实在不接受的，死扛不认罪的，监狱只能依照法令对他们强制管理。”“人要是真想死，谁能拦得住？一天24小时看着也看不住！”“是犯人就不能当弟兄对待，是犯人就得留有余地，保持距离。”“干警和犯人是管理被管理的，法律界限很清楚，但是在大的灾难面前，人性的光辉，超越了这个界限。”“犯人们服气做事规矩有本事人品好的队长。”“法律就应该是客观公正的，没有所谓的轻重之分，怎么能够根据形势而改变法律的尺度？”“中国的官场上似乎有个明显的特点：越是新旧交替的时候，单位各级反倒越稳定，越谨慎。”“有话能让人说出来，人才会踏踏实实跟你干。” “老一辈人的理想信念和由此带来的事业心，是当今的年轻人永远也无法企及，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文中更是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发人深省，引人思考，如: “面对一个一心求死的罪犯，干警做到什么程度才能挽留住他的生命？”“犯人不自杀了，干警做了工作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死了就是他们失误，就要受处分，活了就是他们应该的，有这种道理吗？！”“罪犯被判刑入狱，本身漫长的刑期就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使他们无法面对生活，何况重病缠身的罪犯？”“客观上说，监狱有罪犯自杀自残当属正常。可是我们的上级却要求我们零事故。所谓零事故，就是罪犯在服刑期间，不能出现自杀自残现象，出了这类事，就是干警没有管好，就要追究责任。我请问，这样的要求合理吗？科学吗？干警能达到吗？”
当然，这样一部作品是由一位局外记者所作，难免会有一些叙述上的纰漏，需要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加以正确的理解，诸如：对牢头狱霸的认识，她认为：“统计在农场，是个有本事的人。这个角色，其实就是旧社会监狱里所说的牢头狱霸，只不过新中国的劳改农场不那么叫而已。”其实对牢头狱霸是有严格的定义和界定的，新中国的监狱从来不允许牢头狱霸的存在，各个时期皆属于狱内打击的重点。监狱中的骨干罪犯设置是监狱管理所需，最多也只能是监狱民警的助手而已，并没有执法权。当然，文中很多地方在应用“监狱”、“监区”、“分监区”、“总场”、“分场”等概念时有诸多的混淆，但对于我们业内人士的阅读并不会由此带来障碍。
毛泽东1960年10月22日接见美国记者斯诺言：“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作为农场的清河自然也是一所改造人、造就人的特殊学校，在《监狱警察》里关于特殊学校的叙述似乎几乎被忽略了，当然可能作者刻意回避了，但是完整的监狱叙述不可能越过这一重要的部分。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理解。
关于清河的历史，书中也有与事实不符。如：第1年建房2288间而不是2250间，建了7个监管区和1个医院而不是建了8个新村，收获水稻269万斤而不是260万斤；第一任场长是兼政委的，还有1名第一副场长、1名副政委、1名副场长；场部机关下设秘书、组教、经理和财务4个科，而不是5个科；场所属4个大队、12个中队，而不是16个中队；1976年唐山大地震清河死亡人数为351人而不是358人，伤693人而不是913人，清河有29座水塔，而不是27座；1995年北京市第一劳改支队更名为北京市清河监管分局，下辖14个监狱，即清北监狱、东升监狱、清白监狱、柳林监狱、茶南监狱、金钟监狱、茶西监狱、垦华监狱、清园监狱、前进监狱、桥北监狱、前卫监狱、柳河监狱、永和监狱，现下辖柳林、金钟、前进、潮白、清园、垦华6个监狱和清河医院、科研所、教育中心等6个服务保障单位,作品在具体年份的交代上不够明确，加上跳跃式的叙述，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学样式。亦称“报告小说”，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也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纪实文学首先应当纪实，当然允许一定的虚构（如人物塑造、生活场景等），但是能恢复历史原样的应尽力恢复。李辉的表述是：“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体验方式（亲历、采访等）或使用历史文献（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回忆录、传记等多种文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狱警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纪实作品，说他是一部监狱题材的小说或许更为恰当些。
监狱事业是一个功德无量的社会工程。监狱是审视人类文明的一个坐标，是社会文明的一面镜子，同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窗口，清河农场的60年一个甲子之变迁史其实就是新中国社会文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监狱警察》也同样让我们看到了监狱在狱警的无私奉献下，是如何由一个“惩罚之地”而变为改恶从善的“感化之地”的。我们的监狱虽然不是仙境，但在千百万监狱干警用辛劳、智慧的建设下，它照样可以化罪人为常人，犯人腾飞远的改造历程即是明证。
西方国家在近20年来，迎来了被界定为“仓库化管理的世纪。”其惩罚的政策凸显出压迫与惩罚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正如英国犯罪学之父所说：“这个年代呈现的是发展模式的翻转，一个更成熟、更文明的现代化似乎忽然倒退了。” 犯罪学家Freley和Simmon悲观的指出：“现代监狱已经成为仓库化管理，在成本效益的原则下达到隔离犯罪人的目的。”目前的中国监狱是否也同样走入了一个煎熬的矛盾时代？我不敢妄下结论。至少《监狱警察》告诉我们监狱不该仅仅成为“关人的仓库”，任何“以安全的名义”之下的管理，皆不能忘记我们新中国监狱工作的宗旨是什么，无人可以违背，也无人有权利违背。
在如今阅读无法聚焦经典的时代，我竭力推荐奋战在监狱一线的年轻一代监狱工作者，在繁忙的工作闲暇，静下心来阅读此书，相信她会给你一些启示、一些鞭策、一些动力，她会予以你以历史的回顾和价值的重塑。
作者信息：
朱福正（1969-），男，浙江东阳人，大学文化，一级警督。浙江省监狱工作协会四监分会秘书长、浙江省第四监狱监狱工作研究所所长，中国监狱协会理论研究骨干，浙江警官职业学院特聘行业教师。主要研究方向：监狱学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