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一次省外出差回来得知老覃死去的消息，我感到有些愕然，连续好几天心情都不能平静下来。这倒不完全因为老覃的死去，而是为了自己的遗忘。这些年怎么把老覃给遗忘了呢，而且竟然忘得干干净净。我想，老覃是在我们的遗忘之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老覃祖籍大化。我第一次见到老覃是一九八六年七月，那时我刚警校毕业，与几个干训班的同学一起分配到第二劳改支队一大队工作。报到的那天下午，大队部开会宣布我们新警分到中队工作的事，大队所有的中队长、指导员都来参加会议，当教导员介绍并宣布我到二中队工作我站起来给在座领导敬礼致意的时候，老覃也站起来干脆利索标准的回礼。当时，我想老覃应该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后来也证实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从一见面，老覃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散会后，老覃领着我到中队办公室，接着召开中队警察会议，并宣布安排我的工作岗位，接着在大家噼噼啪啪的掌声中，老覃便强调说，新来的同志是警校生，先到井下带班熟悉中队工作，同时也希望他把学校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多支持关心中队的管教工作……。老覃的乡音很重，当时他都说了什么，我现在也不完全想起来了，但对他的第一印象倒是很深的：中等身材，小国字脸，柔和的头发往右边梳成三七开，八字浓眉，单眼皮，眼窝不深，双瞳如漆，显得帅气。上身穿着深蓝色的警服，下身穿的是橄榄绿红边警裤，左上口袋别着一支钢笔，下边的口袋大概是一边放着小笔记本，一边是香烟，鼓而深沉，便使得他匀称的身材有点鼓了出来。脸上已经刮光了络腮胡的地方，一片铁青色，张开嘴时，便露出排整齐的牙齿。那摸样不到三十岁。
在中队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在人们的议论中，我才约莫知道老覃的一些情况，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兵的，在部队工作表现出色，立了三等功，第三年就提拔当排长，后来在部队团部当参谋，八十年代初以副连职务转业到我们单位工作。由于老覃保持部队扎实的工作作风，转业不久，组织就提拔他当二中队指导员了。
二中队是第二劳改支队一大队井下采矿的中队。那时我负责带两个组在工作面采矿，下班后，我经常到办公室帮老覃抄抄写写之类的管教业务，就这样和老覃直接接触的机会就多些。
老覃是“文革”时代的初中毕业，应该是二年制初中的，文化不算高，担任中队指导员后，他很注重学习。平时只要不下井，不到队部参加会议，不外出办事，他就在办公室里办业务，学习文件，读报纸上的文章，有时还一整段一整段地抄录到笔记本上去，那样子就像小学生在殷勤地做作业，生怕做不好就要挨父母打骂或被同学取笑。老覃写字很认真，很有特点。他写的字有点似行书，从起笔到收笔都干净利落，整页纸的字好像是稻田里的秧苗整齐的排列着。平时参加上级会议能记录到的是有限的，不过，每次开会回来，他立即就根据那些点滴记录和回忆，重新整理出会议记录来。这样，他的衣兜里就经常有两本笔记本，一本是草记，一本是整理重抄。这种很费心力的重复体现出他对会议极端的重视。
政治学习，是八十年代里每周至少都要组织警察职工两次以上且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的一项活动。根据三班倒的特点，每周二、五的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安排上中班中队警察职工学习，下午三点到五点安排夜班中队警察职工学习，晚上是安排白班警察职工学习。主要内容是学习上级文件和发放的政治学习资料、读报。组织政治学习和做警察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老覃的职责所在，因此每次政治学习，他都要亲自传达上级文件，亲自读报，而且事先还认真地做好准备，对文件都要详细地看上一两遍。凡是文件要求尽快落实的，他都要将内容要求反复读一遍，强调手下人员认真听，会后抓好落实。每次读完文件或报纸后，老覃总是要讲话，在当时叫做警察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他的讲话当然联系当前的形势、中队工作实际甚至到具体个人，那是当时流行的套数，尽管没有新鲜没有实际内容，但在每次会前他都很慎重地做好准备，写好发言提纲。
作为中队指导员，老覃其实有理由不需要经常下矿井的。按照大队的要求，管政工、管教工作的每月下井掌握在十二个班就行了。但他平时上班总是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老式警服，在办公室墙壁上，最显眼的地方总是挂着一顶安全帽和一支五节大号电池的电筒，下面是一双长统水鞋。只要一有时间，他就戴上安全帽穿上水鞋背上手电筒，下井去。他的下井，在一定程度上，免不了带有当时政工领导到第一线参加劳动的应景行为，是一种政治色彩，但更多的应该说他的一种本能，是一种涌自心灵深处的情结，更是一种责任。只要他一下井，都先检查井下所有的防逃安全点，然后检查中队矿车的运输线以及在采矿工作面劳动的服刑人员情况和安全设施情况，每当检查完这些工作后，只要一到采矿工作面，只要一听到风钻机的轰鸣声，他就有一种按耐不住的冲动。像战场上战士抢战高地一样走向工作面，非要从罪犯手中抢过风钻机，痛痛快快地钻着炮眼。有时一干就是一个半个班，甚至打完一槽炮眼才离开。只有这时候，它那时常紧皱着的眉头才舒展开来，脸上也挂上了平时少有的笑容。
老覃是一个藏不住心事的人，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他要是碰上什么为难的事，就满脸的疑惑、惘然，一个人坐在那里皱着眉头抽闷烟，或者喝闷酒；要是心里感到不爽或者是愤怒，那脸色就非常难看，像一块水汽沉重的乌云。不过他从来只把内心情绪写在脸上，不经意以语言或肢体行为来宣泄。所以平时很少看到老覃发火。这正是他的可贵所在，也是他与大队里所有的人没有生分的所在。按当时的情况，只要不想标新立异，心存非分，做好中队指导员的工作并不很难的。因为中队不到十个的警察职工，这些警察都很年轻、很单纯、很敦厚，都很好管理。但是比较担心的是中队罪犯的防逃和井下安全生产的事。可是，老覃是部队转业干部，或多或少头上的光环戴了不少，尤其是这些年中队也评上了几次先进，去年还评上了全系统的先进。为了使这个光环长久闪烁，他不得不作出努力重塑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惜以失去自我真实为代价，这样的付出是昂贵的，但他别无选择。有一次，他请我到他家去吃饭，几杯酒下肚后，他就说：我知道，平时大家都很尊重我，很支持我的工作，但实际上，我是一个大老粗，只是一个懂得出力做工的人。因为，我文化水平不高，写材料有点困难，有时候我想我真的不是干指导员的料，我很想回到井下带班去。如果我真的提出来，别人又该怎么说我呢，说我没有进取心，说我翘尾巴，说我不满足。说着，他不停地端起酒杯往嘴里倒，就好像有很多的伤愁，很多烦恼，要用这些酒来浇灭。
我不知道老覃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话，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他的心里话。他说的大家，指的都是谁，包不包括我在内？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老覃不是自信就是过于自卑，其实，他少的就是一种常态心理。
一九八七年初，我离开二中队调到大队部做总管教，老覃也调到五中队任指导员。那时候，五中队是在巴力山半山腰打斜井采散矿的，并将原矿负责运送到763井口的小选厂精选，属于大队的副业，只需要几十个罪犯和四个带班警察管理就够了。老覃就是负责中队的生产、政工管教所有的工作，既当爹又当娘。老覃管理的那些罪犯都是从各个中队挑选出来，改造表现相对较好，刑期很短。因为，那些罪犯在山上劳动是没有围墙电网的，基本上是自觉劳动，罪犯进出井口是自由的。那时的老覃对管理小中队信心十足，每天罪犯出工后，都亲自上山检查中队采矿，有时还跑到选厂检查选矿，有时到办公室办理管教业务，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和“正规”的工班中队做的事又完全不同，老覃刚开始对这个中队工作颇不以为然，他后来私下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说，当指导员好几年了，不但不得“上去”，反而被“贬”的感觉。他说被“贬”、“上去”的事我不知道，但我看出他有思想疙瘩。那时候，我认为老覃不可以有思想疙瘩的，他有“上去”的想法是不对的，应该服从组织安排。为此，我曾一度怀疑老覃的思想是否已经产生了发酵，产生了膨胀。是不是这些年来头上的光环太多而使他迷失了自我。不过，这个问题老覃也是私下里说说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又渐渐地就忘记了。
那年，老覃管的五中队碰上高品位的矿脉，提前三个月完成了锡采、选矿生产任务。但不幸的事却发生了，那是老覃原在的二中队发生了一名罪犯从井口脱逃。这名罪犯是河池市拔贡乡测岭村的，老覃曾管教过他一年多了，比较熟悉他。这件事，自然就落到老覃头上去追捕的。老覃就来找我说，你陪我去追捕吧，也就是当个伴。
那天矿部的司机开车送我们到各个守卡点守候，老覃和我当晚就守住车河镇的桥头卡点，对车辆通过的都要检查。天亮后，我们接到领导的指示，老覃和我就搭上车河去拔贡的班车，前往逃犯所在地追捕。我们先到拔贡乡，从拔贡到侧岭有多少公里我不知道，而从拔贡到侧岭是没有公路通车的。那天下午一点钟左右，我们到了拔贡乡街上吃了一碗米粉，就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山里走，越往里走，那山丘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陡。那羊肠小道一下子飘上坡顶，一下子甩下谷底，我们就顺着这条小道爬坡下坡。坡高谷深，没有一丝儿风，头顶上的太阳又热又辣，烤得人都快冒烟，那汗水就像水一样地流，身上的衣服一直湿淋淋的。老覃大概是很久没有走这样的路。他穿着三接头警用皮鞋，气喘嘘嘘地跟在我的后面走，我不久只能停下等他。实在太累了，我们就找一遮阴的地方休息一会，恢复体力。这走，自然就很慢，一直到晚上8点多钟，我们才摸黑找到处在山脚下的村公所。正好村长住在村公所附近的村庄，我就叫一村民帮找他到村部。见了村长，我们说明来意，村长就带我们到他家简单解决了肚子问题。
走了一整天的小路，又热又渴又饿，在村长家吃晚饭后，老覃就摊在那里动弹不得了。我从村长交谈了解到逃犯的家就在村长的隔壁村庄，相隔不到两公里远，逃犯的家里有父母，其余都是弟妹。于是，我们决定在村长家休息到半夜，由村长带我们去他家查访。那晚我们就和着一身臭汗，挤在一张简易的竹床上睡觉。也许是因为身上的汗泥子太厚太臭，也许是老覃打鼾太响，或者是蚊子太猖獗，那晚我虽然也感到累，但一直没有睡着。好不容易熬到凌晨五点钟，我就叫醒老覃和村长起来，村长带我们到了逃犯家里。逃犯的父亲给开门的，我们搜了所有的房间及角落，未发现情况。老覃就找逃犯的父亲谈话，把政策给他说了个明白。老覃说，你儿子年青，刑期不长，逃跑是没有出路的，会延长自己的刑期，希望你见到儿子回来后，规劝或送他到劳改队投案自首，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
离开逃犯的家时，天也渐渐蒙亮，我们只好沿着那羊肠小道返回拔贡乡。
一天的长途山路步行，那份辛苦和劳累是无法形容的，当时我的心中就有一股怨气，在回拔贡的路上休息的时候，我就说了老覃两句。我说你老覃这趟差为什么非要硬扯我来你喜欢受这份罪你自己受得了为什么要我陪着，又没有什么收获，白辛苦一趟。老覃就说我事前也不知道要走这么远的山路遭这份苦。就是知道了我也是还要来的，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他这么一说，倒是我不好意思了。不过后来证明，我们那次不是白白辛苦的，因为一个星期后逃犯回到了家里，其父亲就按照老覃说的话规劝他并送他到大队部投案自首了。
次日，我和老覃从拔贡乡搭车返程了。从此，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动，我和老覃就不在同一个大队共事了……
最后一次与老覃共事至今将近二十年了。那时单位搬迁后，老覃还留守在新洲担负矿区的治安工作。我由于随单位搬迁到了贵港，就渐渐地远离了矿山，那曾经熟悉的人包括老覃在内也渐渐地从记忆中淡化甚至淡忘。1999年底，老覃作为矿山留守人员最后一批搬家到贵港，之后，分到狱政科的直属分监区负责带值星员上岗的，我也刚好调进狱政科任副职分管直属分监区工作，就这样老覃在我手下带班不到一个星期而肝病严重复发住院几天就这样永别了。老覃死后这么多年已经被我遗忘的迷糊了的他又从记忆的深处走了出来，于是就想与他一起共事期间的一些事来，就想这位从部队转业到新洲从事普普通通的基层警察的一些特别经历来，于是就记下了以上的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