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监狱

人口老龄化[1]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二战后人口出生高潮导致了人口膨胀，最终反过来加速了人口老龄化，随着这股趋势在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蔓延，逐步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挑战。与老年人相关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需求将日益凸显，很多国家的养老问题日趋严峻，这一挑战正在从一个一般意义的社会性问题，向社会各个角落延伸，成为冲击各项社会事业的普遍性问题。当然，也包括监狱。

一、从日本故事看监狱人口老龄化的困扰

日本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少子化危机，随着老少人口比例的倒置，能够进行社会有效生产的人口不断减少，社会经济发展活力不断下降，最终导致养老问题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日本的情况，对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警示意义尤其重大。日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生育率逐步下降，出现了所谓的“少子化”危机，随着战后婴儿潮人群步入老年，日本社会正式进入老龄化阶段。近年来，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日本2015年出版的高龄社会白皮书称，到2014年10月1日为止，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33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6.0%，日本社会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 

与此同时，日本的老年犯罪不断上升，服刑的老年罪犯也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日本2015年度《犯罪白皮书》显示，近20年来，老年人服刑人数一直在增加，2014年与1995年相比，老年人犯罪总数增长约4.6倍，其中盗窃案件最多。2014年入狱的2.19万人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2283人。自1991年开始统计以来，这一比例首次超过10%。日本不仅老年犯罪率不断增长，老年罪犯的罪犯率也不断提高，根据日本2013年度《犯罪白皮书》，入狱者中“二进宫”以上的达到58.5%，连续9年增加，老年人的“二进宫”比例更高，达到73.4%。

日本是一个崇尚耻文化的国家，国民非常好面子。同时，日本也是一个强调论资排辈的国家，老人的社会地位一般比较高。在一个崇老尚耻的国家，老年人犯罪率却持续上升、入狱服刑比率不断提高，猛然想来很不可思议。但仔细分析现象背后的社会动因和经济原因，也比较容易理解。根据日本2014年度《犯罪白皮书》统计，约6%的老年人的存款不到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97万元），约8%的老年人就靠每月不到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88元）的国民年金（养老金）生活。还有一些老人甚至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因贫困而走向盗窃犯罪的老年人不断增加。其中，单身生活的老年人约占16%，这些老人即使服刑期满也无容身之所，所以选择再次故意犯罪，以求重回监狱。导致老年累犯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老年人“孤独死”问题。所谓孤独死，是指独自生活的人在没有任何照顾的情况下，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因突发疾病等原因而死亡的事件，特别是指发病后不呼救而死亡的情况。“孤独死”以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居多，是全人类社会老龄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在日本尤为突出。由于老人孤独死后打扫房子非常麻烦，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单身老人，给孤身一人的老年人生活带来很大困扰。比起一个人孤独终老，在监狱里至少还有人说话、有人管饭，因此，很多孤寡老人选择犯罪，在监狱度过残生。综上可知，在日本，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衰退、社会政策缺失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了老年人犯罪和狱内服刑的大量增长，从而引发了潜在的“监狱危机”。根据新华网的报道，“随着老年人服刑时间长期化、罪犯老龄化加剧，日本一些监狱已经有了老人院的色彩。犯人自己做饭或者帮别人做饭，监狱警察则俨然成了‘护工’。”

一想到警卫森严的高墙电网之内，关押着步履蹒跚、白发苍苍、扶拐拄杖的一群老人，就感到非常滑稽。但是这种情形确实已经发生，而且并非日本一国的个案。根据中新网转载台湾《联合晚报》的报道，在台湾地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台湾监狱也面临着高龄入监服刑者人数逐年上升的问题，正在讨论是否建立专门的老人监狱的问题。同样，在美国也出现了监狱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当然，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美国的监狱人口老龄化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长刑期罪犯过多，当这部分罪犯进入老年阶段时，就形成了监狱人口老龄化问题。无论何种原因，不容回避的是，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已经反向冲击到监狱，给监狱管理带来很多新的议题。

二、应对监狱老龄化的策略与无奈

我们常常引用李斯特的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但是，这是理论上正确的观点，对解决监狱工作中的现实问题，远水解不了近渴。从我们监狱工作而言，特别是基层监狱单位是不能总指望通过国家大政策调整来解决具体的问题，相反，我们必须直面现实，在国家政策调整之前，通过很多具体举措的创新，化解国家政策不到位或滞后带来的社会问题。如何应对老年犯数量激增就是个例子。当然，世界各国监狱也都是这样做的。在日本，面对老年罪犯的激增，基层监狱采取了很多措施，有的还非常人性化。比如，位于兵库县明石市的神户监狱为了预防老年罪犯摔倒，专门开设了柔软体操课。考虑到罪犯的老龄化以及当地严寒气候，北海道旭川监狱首次引入西式单间，有木桌木床，床尾有马桶，还有壁挂电视。监狱工作人员经常对老年罪犯嘘寒问暖，帮他们擦身体、换衣服、换尿布，甚至准备特别的饮食。如果老年罪犯在狱中去世，工作人员负责将遗体暂时安置在监狱太平间。无人认领的骨灰，监狱负责祭奠。

当然，上述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彻底解决监狱老年犯持续增多的问题，还需要社会综合治理。为此，日本司法机构和社会福利部门探索出独特的合作模式，日本的监狱开始帮助即将出狱的老年人设计生活和养老方案。东京地方检察厅2013年率先在全国录用社会福利指导员。静冈监狱配备了两名福利指导员，致力于让出狱后无处安身的老年罪犯享受社会福利服务。日本厚生劳动省2009年推出了“地域生活定居支援项目”，旨在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出狱后享受到社会福利服务。同时在各都道府县还建立“地域生活定居支援中心”，帮助出狱的老年人重返社会。2009年，作为防止出狱者再犯罪的样板项目，长崎市率先建立援助出狱老年罪犯的生活支援中心，为出狱的无处安身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生活援助，为他们联系福利设施。截至目前，日本所有的都道府县都建立了生活支援中心，工作人员定期到狱中走访老年罪犯，帮他们寻找出狱后的居住地，为即将出狱者举行讲座等。

看起来，日本政府和监狱机关都为彻底解决老年犯问题想尽了办法，用足了各种手段，但遗憾的是在这些举措实施的同时，日本监狱的老年犯仍在不断增长。在整个社会人口结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变化时，仅监狱乃至政府机关采取的有限措施去克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简直杯水车薪，作用非常有限。

三、是否会重蹈覆辙？――我国监狱的情况

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我国形势要比日本等发达国家严峻得多。当我们把“用30年时间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百年的路”挂在嘴边的时候，人口老龄化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驱动下，同样高速地发生。中国大陆已经于 1999年迈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老年人首尾相连足足绕地球赤道6.7圈，并以每三年增绕1圈的惊人速度猛增!”根据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已经大大超出了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并比上次人口普查（2000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届时中国将有近5亿的老年人，这个数字在当前大约是2亿以上。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先后放开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希望通过鼓励生育二孩，来降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党的政策出台是非常及时的，相信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将承担长期供养绝对数量非常巨大的老龄人口，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那么，当人口老龄化已经到来时，我们监狱里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应该说，老年人大量通过犯罪进入监狱养老，从而改变监狱人口的年龄结构，在我国监狱还没有出现。但因养老问题而实施犯罪企图到监狱解决生计、医疗等问题的个案，确实存在。2011年，著名时事杂志《中国周刊》一篇《入狱养老记》，就把湖南一个农村老人付达信为了养老，故意抢劫被捕，如愿度过一年半‘牢’有所养的美好时光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为我们监狱工作敲响了警钟。对于因社会原因，“钻法律空子”“揩监狱油”的老年罪犯的出现，我们是否应该作为一个专题进行讨论和做好必要的预防呢？

讨论一  是否要接纳老年罪犯的监狱养老？

以一般的眼光来看，监狱当然不应该成为“养老院”，但当日本的情况出现（未来二十到三十年，70-80后的独生女一代生育高峰人群步入老年后，我国也基本进入类似日本的超级老龄化社会，如果我国的经济转型没有顺利完成或者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充分健全，那么我国很有可能出现日本现在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因为我国实行了30年计划生育政策，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中，因意外等原因产生了一批失独老人，他们在十年之后就会成为社会养老的巨大压力。），生计无着的老年人经过理性考虑（当然也是走投无路），通过犯罪大量涌入监狱养老，无论监狱机关或社会是否愿意，监狱都无法回避这份“养老院”职责。无法回避的理由有三：

1、现实上做不到。当然，为减少老年犯进入监狱服刑，我们可以通过审判环节的减轻量刑，以及减刑假释环节的从宽规定来尽量减少监狱内老年犯的数量，甚至可以规定没有再犯风险的老年犯可以提前释放。但是，对于那些立志“将牢底坐穿”，在监狱颐养天年的老年犯，这些规定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这一点，可以从上文中提到的付达信老人个案中得到证实。70多岁的付达信老人为了入狱服刑，拿着一把几公分长的水果刀在北京站广场上实施抢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连续作案两次，也才被判了个抢劫未遂，入狱两年，他在法庭上恳求法官：“判得太轻了，你再好好审审。”一年半后，付达信提前出狱，面对《中国周刊》记者，他说：“我不想减刑。”记者还写道，“付达信怀念监狱，可他已经73岁了，他实在没有把握，还有没有体力，回到那个‘安乐窝’。”这个读起来很滑稽也很凄凉的故事，让笔者想起在监狱担任管教时，曾经遇到的个别老年犯。他们在监区服刑，非常安详、非常守纪律，非常认真地劳动，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非常珍惜服刑生活，从他们身上依稀可以看到付达信的影子。在一个法治国家，当一个人下定决心要踏入监狱的时候，谁又能阻止他呢？

2、法理上不允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罚之所以能发挥一般预防作用，关键就是在适用时公平公正，不能因为法律以外的原因就畸轻畸重，或者有选择地适用。任何社会管理者都知道，法治权威受损带来的危机比人口老龄化的危机要严重得多，危害更甚。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社会已经全面遭遇监狱“养老院化”的危机，但为了维护法律和刑罚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仍默默吞下这枚苦果，不肯在法治原则上有所突破。

3、政治伦理上有合理性。监狱机关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广义上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监狱机关在专业职能之外，也要服务社会需求，承担一些权宜和变通的职能。比如，在战时，监狱要服从战争动员的要求，提供人力支持和相应的物力保障；在和平年代，监狱职能也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调整。建国初，监狱机关在刑罚执行职能之外，要服务国家经济建设需要，承担生产职能；在改革开放时期，监狱机关也调整监管、改造、生产的关系，建立顺应外部形势的职能定位。相信在未来，当养老问题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矛盾时，监狱机关如果有条件进行分担，也必然会承担相应职能。事实上，从境外国家和地区的例子来看，这几乎是不可回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狱更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讨论二 老年罪犯监狱养老背后是否有改善监狱工作的契机？

笔者以个人不成熟的观察，曾经有一个判断：近二十年来，综合比较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监狱体制改革三者，监狱体制改革是其中折腾最少、成效最好、社会价值被严重低估的改革。为了佐证笔者的观点，笔者节选一段《中国周刊》关于付达信个案的原文：

到了天河监狱，他（付达信）两年来，第一次吃到了肉。并因为是老年人每天早晨还有一个鸡蛋。

三个半月后，付达信被转回到湖南省长沙监狱服刑。监狱发给他夏服、春秋服、冬装各两件，鞋子两双。被子发了两床，一床铺，一床盖。不仅有被套床单，夏天还有席子发。热水瓶、桶子、杯子一应俱全。

付达信觉得长沙监狱吃得更好了。一日三餐按时吃饭，不仅馒头管够，午饭的时候还会有西红柿炒鸡蛋、海带炖排骨、玉米炖排骨。开水是统一供应，不限量。年三十儿晚上过了12点，监狱还会给犯人送来甜酒冲鸡蛋。在监狱里，60岁以上的老人是不需要劳动的。付达信每天早晨6点30起床，洗漱、整理内务，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吃过早餐，别人出工后，付达信便回到监舍内休息。长沙监狱里有花园、篮球场，放风的时候付达信可以随便溜达。“只要不出了四面高墙电网的大院子就行。”付达信说。

闲来无事付达信就看书看报，背唐诗，写字。有时候跟狱友下下棋，每天都要收看新闻联播。付达信在监狱做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检。“脑血管硬化、骨质增生、双肾结石、前列腺炎。”和以前生病硬扛着不同，付达信在监狱生病，中午和晚上都会有人来看望。每天均有医生来巡诊，有急病随时到狱内医院就诊，病得重了还会有专人来照顾。付达信前列腺炎发作，监狱里的医院看不好，还由四个警察陪同着去监狱外面的社会医院诊治。“他们扶着我，从来都没跟我说大话（大声呵斥）。”

在监狱里，付达信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他总希望时间过得慢些，再慢些。

上文这段关于监狱生活的楷体文字，是我从周刊上原文摘录下来的，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如果说有什么文字可以非常好的、生动的、有公信力地反映近年来我国监狱在公正文明执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一段是最精彩不过了的。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了当今中国监狱管理的人性化、物质保障的丰富、人道主义关怀以及执法的规范严格。作为一个监狱工作者，我在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心中是有一点洋洋得意的，曾经我们也做过很多关于监狱建设成就的宣传，但总是因为自说自话而不能够十分地自信，而《中国周刊》通过付达信的描述从侧面印证我们的工作成果，终是一种来自社会的认可，是一种客观的认可。唯一的遗憾是，这份“荣誉”是在与社会层面对孤寡老人的关注无力对比中产生的，显得如此突兀和不协调。

但笔者想说的是，抛却对付达信个案的道德评论，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监狱现有的工作水平，完全可以向老年犯提供更为精细、周到、人性化的管理。唯一的问题是，目前我们的这些工作还只是个别化的，针对个别老年罪犯的，未来在监狱人口老龄化到来的时代，我们要考虑像日本一样，设立专门的老年监狱，将这些做法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作为老年监狱工作的基本操作规范。当然，不可回避的是成本问题，一个“养老院式”的老年监狱，不仅运行成本高企，还面临着没有刑务劳作带来的经济补贴的困难，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是个单向财政投入的无底洞。如何说服政府和社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可能是未来研究这一问题的监狱学学者必须大力鼓与呼的问题。写到这里，笔者不由想起，过去讨论青少年犯罪预防时，经常讲“多建一所学校，就少一座监狱”，在未来老龄化社会，也许就要讲“多建一所养老院，就少一座老年监狱”。呜呼，仿佛有一种宿命轮回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