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专章，其理论基础源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三达德、五达道、九经”等；中庸之道有三条原则，即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这部古老的儒家经典,旨在教育人们强化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完善，从而形成“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圣”的理想人格，它既是社会团体和个人发展的心法哲学，也是人类世界进步的通用法理。当我们穿越历史隧道去潜心研读这部经典时，会发现其中许多法则符合监狱职场的运行规律,也有益于提高民警个人乃至整个警队的执法素养。
忠于事业与置疑规则
监狱是关押改造罪犯的场所，但自古以来人们似乎对“监狱”充满了阴森恐怖、血腥暴力的排斥心理，随着现代法制文明的进步，监狱民警以维护社会安定、预防与减少犯罪为己任，正日益受到社会理解与民众尊重。因此，基于儒家推崇的“阴阳和合、各司其职、上下有序、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我们理当忠于监狱事业，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这份职业的基本需求；毕竟“职业”与“事业”在内涵上是有所区别的。如果仅将“关押与改造罪犯”看成是一种职业，那么它很容易异化为民警谋取社会地位、获取薪水、养家糊口的一种差事或饭碗，更易形成逆来顺受、迎合上司、安于天命等内敛式的卑谦心理；但事业不同，它需要人们胸怀抱负，投入所有的心血与才智去创造业内奇迹，向世人展现人类至高至上的一种道德情操与精神内涵。
自西汉以来，董仲舒以儒家的名义向社会颁布天统地顺、男外女内、君上臣下的价值观，以天经地义的方式迎合并适应西汉的权力王朝；但他并没有沿着“中庸之道”走下去，而是将重点放在了“阳贵阴贱”、“阳尊阴卑”的论点上，最终他的“三刚五常”顺利取代了孔子的“君君臣臣”。应该说，董仲舒为了迎合政治而出卖了儒家，致使中庸之道的本源被蜕化为一种统治工具，正是这些异变而僵硬的教条禁锢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思想解放。回到“监狱”这个话题，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自上而下的“一刀切”；讲的更多的，当是“服从力”与“执行力”，却很少看到基层民警对创新思维与改革合力的演绎空间。因为管理层在旧有思维模式下，一直隐藏着“阳贵阴贱”、“变则生乱”的政治逻辑。
1925年鲁迅先生在《华盖集》中就指出,“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鲁迅先生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中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文化遗留给人们骨子里的一种奴性和惰性。
笔者在此并非暗示基层民警去造反，甚至是有令不行或有禁不止，而是从中庸“和而不同”的观点中启发人的心智，淡化职权主义、等级制度、专制文化所带来的压抑心理与屈从意识，思考那些不合理的成规漏举、质疑那些凡事“以监管安全的名义”过多剥夺警囚基本权益的一些做法。什么是“和而不同”呢？按孔子的话说，就是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须经过自己的大脑独立思考，从来不愿人云亦云；但小人则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原则，但他却与别人不能保持友好的关系。所以，推进监狱的法治文明，无疑需要监狱为基层民警提供更多民主的、活跃的、甚至是有杂音的话语权的机会,尤其是在“互联网+”思维引导下，监狱需要创新更宽容、更民主的诉求机制与网络论坛，如果举国上下的治狱模式与监管思维都是“一刀切”，那么监狱法治乃至监狱文化的发展只能是死水一潭。
坚守底线与宽恕兼容
以往许多人认为，“中庸”哲学其实是一种“墙头草”法则，它似乎引导人们遇到矛盾时要和稀泥，放弃做事与做人的原则而不得罪他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孔子对“中庸”的真正涵义是，中正与平和、稳健与恰当、顺畅与自然；他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中庸之道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万物生长，但同时又强调“和而不流”与相辅相成。最典型的政治主张,当属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还有198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治”等政治构想。不同的政治主张是一个政党在不同历史期的治国原则，在当今司法领域，我们除了要坚持与执行那些刚性的法律法规之外，更应懂得如何利用那些柔性的人文法则来引领警察的价值取向。
监狱警察做事的底线，当是公平正义、清廉刚正、诚信友善、体恤囚犯、恪尽职守而不同流合污。《国语》中的西周思想家史伯与郑恒公的一段对话至今令人深省：“周幽王立谗人而废卿士，弃聘后而立内妾，御侏儒而法不昭，立伯服而黜太子，故周王室将乱而西周必亡。”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当时周幽王与中庸法则背道而弛，完全凭他个人好恶“去和而取同”，放弃了整个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自然导致政治生态的“同则不继”。2009年媒体披露湖南监狱系统的腐败窝案涉及狱警130多人，2015年又暴出广西监狱系统的腐败窝案，这些案件的发生与西周灭亡的成因是何等相似。
显然，恪守政治原则或职业底线，必须以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为重，而个人利益与权利规则的博弈，就必须在不同的监督模式中运行，尤其对监狱这个相对封闭的权力场，更应常悬“达摩克利斯之剑”。监狱民警如何守住职业道德的底线？“中庸”心法告戒大家：要明白你拥有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你获取多少荣誉和地位，就要付出同样多的代价；不用羡慕别人拥有多少，而要想到别人为此付出了多少；对随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要做到谨小慎微。只有这样才可能彰显监狱民警秉公执法的正常心态。
《资治通鉴》里记载了战国时期子思谏卫候的典故。子思对卫侯说，我看你的国家一天不如一天了。卫侯问其故，子思道：你自以为是，你手下的卿大夫不敢矫正你的错误，而卿大夫的手下士庶们也不敢矫正他的错误，这样一来，你们君臣都觉得自己很牛，而手下的人也跟着说你们很牛，拍马屁的人获得高官厚禄，敢于直言的人却惨遭横祸。这样一个国家，还能坚持多久呢？相反，历史上楚庄王绝缨、唐太宗纳谏等典故无疑说明，国君、政党、社团乃至公民，秉承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气魄和胸襟是何等不易。中庸之道承认世界万物的差异，同时又主张和谐与共，正所谓“和则生物”。
西方冲突理论的代表科瑟曾说，“冲突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仅仅具有负作用，它也可以完成积极的功能；没有公开的冲突绝对不是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标志，因为只有冲突公开化才能引起重视，从而得到解决。”警察职业常面临着角色两难、职能扩张、价值冲突等心理矛盾，那么处理这些冲突，大都需要以沟通、磋商、调研、谈判、约束等策略去解决。切入监狱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些痼疾，有些管理层何苦总要封锁质疑信息与打压思想论争？为何不能以政治包容心态去冷静听取基层民意？为何就不能容忍监狱的主流文化与异质文化兼容呢？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真有那么可怕吗？其实真正可怕的，并非是那些威胁到结构系统平衡的文化冲突本身，而是思维模式的僵化，这种意识形态的僵化能使一些负面的或敌对的情绪不断积累，以至于一旦爆发就必然导致警队价值观的疏离、分裂甚至是坍塌。
在监管一线，我们常听见有些民警发牢骚，讲怪话，甚至在执行一些制度时与上级要求不合拍，是用“胡萝卜+大棒”的政策，还是以怨抱怨、杀鸡敬猴？孙武主张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而《中庸》认为,人的心里有喜怒哀乐却不表现出来,被称作中；表现出来却能够有所节制，被称作和。中,是稳定天下之本；和,是为人处世之道。因此,管理者对警囚的言行冲突，需要双方多采取对话交流、情绪控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文”的方法来解决，而绝不是采取简单生硬的处罚规则，这需要管理者的宽恕与兼容。所谓包容心，就是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悖。
戴尔・卡耐基曾指出，面对人性的弱点，永远不要对敌人心存报复，不要指望别人感激你，应学会真诚地关心别人，学会倾听他人的讲话，如果错了就要当即承认，并善于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等等，这些心法其实就是宽容之道。而中庸之道更多讲究的是，人们遇事不能过犹不及、思维不能走极端，并且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们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责备他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自己的真诚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这些法则对监狱的警察管理与罪犯教育尤为重要。只有坚持忠恕之道，人们就会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从而达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和谐境界。
慎独修为与控制情绪
《中庸》认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孔子的意思是说,“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若离开了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也是谨慎的，在没人听见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惧的。越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独处的时候更应谨慎。常言到，“人在做，天在看”即是此理。难怪狄仁杰说，“天行自健，春夏秋冬，任你将人事做绝，总有不可企及之处。”而“道不远人”，是指中庸之“道”并不排斥人,人可以通过正心诚意的修炼而成此道,它旨在鼓励人努力向“道”靠近。后来宋代理学家朱熹对此注释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这里他实际上倡导的是一种道德自律，把修己作为一种不完全依赖外部环境制约、也不自欺欺人的修养行为。
明朝的洪应明在《菜根潭》里认为，“夜深人静独坐观心，始知妄穷而真独露，既觉真现而妄难逃,又于此中得大惭忸。”正因400年前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的社会文化心态复杂，许多人将真诚与虚伪，善良与邪恶，正直与歪曲、道义与私情交织在一起，所以他提出了应将儒、释、道三教的处世哲学引入社会文化心态的价值重构。这里请注意，儒家《礼记・大学》所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顺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对此孟子在《离娄上》里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且他认为人性自我实践的修身功夫是一个持续的自我扩充过程，这个持续的过程所产生的终极成果,乃是个人小我的超越，以及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我的形成。所以，只有先做好了“慎独修为”、“诚信至上”的人生心法课题，才能谈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担当与历史责任。
反思当代中国的人文百态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强国步伐的加快，同时也出现了网络诈骗、毒品泛滥、环境污染、信任缺失、官员腐败、伪劣商品等丑恶现象，面对光怪陆离的道德滑坡与信仰危机，难道不该以传统儒学为牵引，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来积极重建道德文明，最终实现中国的文化自信么？监狱系统有太多的执法盲区与道德真空，因受监狱法治不健全等缘故的掣肘，很容易导致监狱民警的执法风险，因此，加强自我修炼就显得格外迫切。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也能像洪应明先生所说，当人深夜独处时能反省自己的过错，切身感受一下是否有某种惭愧与不安，那么定然会产生一种弃恶扬善的勇气。
监狱警察每天面对的是一些人格扭曲的边缘人群，接踵而至的警务与纷繁诡异的狱情难免使一线民警的心理失衡与情绪失控。这是职业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基层民警如何有效调整自己的职业心态呢？《中庸》之道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应是控制情绪的前提条件；基于“中正”、“平和”、“致用”的中庸法则，我们面对职场困惑与情绪失控，同样需要广泛的学习、详细的询问、慎重的思考、明白的辨别----具体情绪反应的目标、性质、原因等要素，这样才有可能找到控制情绪的有效方法。如转移情绪、换位思考、减少刺激、降低期望、心理求助、转换时空、培养兴趣等。
美国奇普・康利先生所著的《 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书总结出了22个有效的情绪管理定律。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遗憾时，不妨试试加法，即用“遗憾=失望+责任感”;当我们感到失望时,不妨用减法去思考，即“失望=期望-现实”；当我们内心产生嫉妒时，可以用除法来减轻心理压力，即“妒忌=（傲慢+虚荣）÷慈悲”;为了增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不妨用“使命=快乐÷痛苦”的公式来自我调整。举个例子，对上述的“失望公式”如何理解呢？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在其著作《选择的悖论》中认为，我们在控制自己的期望上多下功夫，要比做任何其他事情更能影响生活的品质，所以，要减少失望，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降低自己的期望值，要么改变你的现实。这个公式的奥秘在于，我们并不一定要抑制自己的期望，而是要抑制让我们在事与愿违时感到极度失望的“理所应得”的态度。因此,一线民警当得知自己得不到当初想要的东西时，我们不妨在进入失望的大陆前，先在挫折的小岛上再多呆一会，即便是等到你老态龙钟、珠老花黄时仍一无所获，但你毕竟为之追求过、付出过、奋斗过，只当是人生的一种历练吧，正所谓该放下时总得放下，真正使自己放得无怨无悔。
控制情绪当首推“治心”之道,对此北宋文学家苏洵曾说过,“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孙子兵法》也强调“治心”“治力”“治变”对巩固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性,所谓“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三条原则，实质上是对国君与将帅提出“慎战”的忠告；所谓“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机，此治力者也。”这些军事心理法则既隐含了对当代军事将领与政府官员如何控制自己情绪的深刻旨意；也揭示了监狱民警在监管改造罪犯、侦查审讯犯罪嫌疑人、提高劳动生产效益、处理警囚矛盾对抗等领域的心理控制法则。无论是面临突发事件还是工作失误，无论是身陷家庭矛盾还是人际纷争，监狱民警都应学会控制来自各方面的消极情绪，善于分析矛盾，敢于利用矛盾，促使工作或生活目标朝好的方面去转化。
人生进退的网络絮语
当我们走出《中庸》这部承载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经典国学，泛舟于黄色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历史长河会发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人生进退的舞台离不开中庸心法，中国人历来讲究以退为进、淡泊明志、阴阳转换、勤劳勇敢、诚以待人、顺势而为等心法哲学，这些人生哲学在监狱法治文化建设中无疑需要传播、发展与更新。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将儒家精髓注入现代社会的人文血脉，我们欣慰地看到，2016“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已在长沙昭示于天下。
年届九旬的著名思想史家、教育家张岂之先生，在盛典上引发了《文化自信的历史纪实与时代意义》的专题思考；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应该有，也必须要有文化自信，这是对中国文明史加以研究的结果。”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的基本精神应是沟通与理性，通过沟通来建立社会和谐并创造其价值，所以对于现代年轻人来说,是能够体现、应该体现、而且正在体现这些价值的。面对孔子“斯文”丧失的尴尬现实，一些专家提出当今社会应推行“斯文重建”工程；其实孔子创造的斯文,就是文明世界,每个人对自己的身和心，如果能够整合，不是过分地注重身而不注重心，或者过分注重心而不注重身，身心整合的大问题就是个人的修身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认为，当代文化存在价值混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文化价值体系需要重构，而重建斯文就是重建当代文化系统，更主要是重建当代文化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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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娟.警察组织行为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美）奇普・康利著./谢传刚译.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M]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