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佳证据是循证矫正实践的基础，但循证矫正理论引入中国的时间不长，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参照，近期内也没有本土化的工具可以运用。如果要等到可以利用并共享计算机、网络等技术手段建立功能完善的证据数据库，罪犯可能已经刑满释放了。本文从实践出发，提出适合基层警察使用的寻找最佳证据的方法。
关键词：循证矫正 最佳证据 基层警察
前言
2012年9月17日，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在出席由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主办、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协办的“循证矫正方法及实践与我国罪犯矫正工作”研讨班讲话时强调，要在试点过程中，关键解决好“证”和“循”两大问题。解决“证”的问题，要大力开展高质量的矫正研究，为循证矫正提供可供遵循的高级别证据；要研究制定良好的实践指南、原则、标准或手册，为循证矫正提供可供遵循的最佳证据；要根据已有的矫正研究成果，利用计算机、网络等技术手段建立功能完善的证据数据库，为开展循证矫正提供方便高效的证据检索和查询服务。要将“循”贯穿于循证矫正实践的全过程，包括从发现和明确矫正问题，到检索收集解决矫正问题的证据，对证据进行评鉴从中找出最佳证据，将最佳证据应用于实践，评估应用结果等环节。
一、证据获得的现状
在循证矫正工作中，矫正警官首先面临的关键环节是从哪里得到最佳研究证据。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获得罪犯矫正的相关信息的途径主要有矫正当局制定的矫正指南、原则、标准或手册，刑事司法研究机构的网站、大学刑事司法专业院系的网站，刑事司法专业的数据库、循证实践的协作网，以及司法部等各级矫正当局的政府部门网站等。
大学和政府网站的数据应该是共享的，专业的数据库是收费的。由于循证矫正项目在我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相关的配套人员还没有到位，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消化层面，本土化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形成，更未经大量科学方法系统实践印证，参与试点的监狱一线矫正警官素质参差不齐、专业背景多样化，导致可供使用的数据收集不够齐全。所以不管是大学还是政府，对待数据都持谨慎态度，不敢轻易提供数据，共享就成了一句空话。
鉴于中国目前的国情和保密原因，监狱的数据还没有进入政府信息公开的目录，而专业的数据库也不可能进入监狱系统收集监狱的信息，收费就更是无米之炊。
二、目前循证矫正理论获取证据的途径
在获取最佳证据的途径中，方法可谓众所纷纭。研究者杨建伟认为，应紧紧围绕罪犯的犯罪史、家庭与婚姻状况、教育与职业状况、社会交往情况、成瘾情况、精神状况、行为模式、犯罪思维与态度以及监禁状况等犯因问题展开。
《循证矫正项目》一书则建议先把罪犯按矫正项目分成：认知类矫正项目、情绪情感类矫正项目、意志类矫正项目、行为类矫正项目、犯罪倾向性人格类矫正项目和社会功能类矫正项目。
其中认知类矫正项目再细分为：自主性缺失矫正项目、自信心缺失矫正项目、错误义利观矫正项目、错误幸福观矫正项目、错误人生观矫正项目、歪曲理念矫正项目、错误归因矫正项目和片面思维矫正项目。
情绪情感类矫正项目再细分为：抑郁倾向矫正项目、愤怒控制矫正项目、焦虑倾向矫正项目、同情心缺失矫正项目、罪责感缺失矫正项目和进取心缺失矫正项目。
意志类矫正项目再细分为：情绪易变性矫正项目、意志力缺乏矫正项目和自控力缺乏矫正项目。
行为类矫正项目再细分为：侵占贪财行为矫正项目、暴力倾向行为矫正项目、非法性倾向行为矫正项目、自杀倾向行为矫正项目和毒瘾矫正项目。
犯罪倾向性人格类矫正项目再细分为：反社会型犯罪倾向性人格矫正项目、冲动型犯罪倾向性人格矫正项目、被动攻击型犯罪倾向性人格矫正项目、偏执型犯罪倾向性人格矫正项目、边缘型犯罪倾向性人格矫正项目。
社会功能类矫正项目再细分为：法律社会功能矫正项目、就业社会功能矫正项目、社会适应社会功能矫正项目、家庭社会功能矫正项目和人际交往社会功能矫正项目。
三、如何从日常管理教育活动中获得最佳证据
循证矫正不是另起炉灶，应该也必须将多年以来丰富的教育改造经验和最新理论成果及矫正实践结合起来，实现矫正成果的效益最大化。
（一）从培训中获得发现最佳证据的方法
循证矫正的使命除了研发，另一个是实践。研发过程很复杂，对研发人员的要求也很高，那是专家学者的任务。作为基层警察，在开展循证矫正工作中，其使命主要是实践，应该接受专题、专业培训，形成专业素养，提升发现最佳证据的敏感度，提高因人施教、个别矫治的效果。
（二）从罪犯的冲突中发现最佳证据
对罪犯进行教育管理工作是基层警察日常的主要工作，通过平时的观察，更能发现罪犯的异常举动，从中发现最佳证据。
2015年8月份的一天，因为违法监规被暂停购物，一向表现良好的罪犯郭某在狱内超市购物时，不能自控并与售货员发生争执、冲突，被组长制止后极为不满，认为是组长利用手中权力故意整他。
循证矫正小组的警官得悉这个情况后，立即调阅郭某卷宗：现年44岁的郭某，曾因犯盗窃罪、扒窃、抢劫罪，三次入狱。2009年12月投改以后，决心吸取教训，洗心革面，积极改造，表现良好，于2 0 13年和2 0 15年分别获得减刑一年、十一个月。
两次获得减刑、余刑不足两年的罪犯，什么原因违规而被暂停购物？带着这些问题，循证矫正小组的警官找到郭某了解详情。
谈话刚开始，郭某情绪激动，话音未启便泪流满面，待其情绪稳定后，警官得知：该犯在5月份的一次接见中得知，年过六旬的母亲因病住院，心里很担心，也很焦虑，所以加紧改造步伐，积极抢分，以期早日刑满回家照顾母亲。但一月后，姐姐来接见时告知，母亲已经去世。这个难以接受的现实让他一下不能接受，积极改造的动力瞬间瓦解。之后一个月，她的姐夫来接见，又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姐姐因为同一种病，也去世了。祸不单行的消息是他对前途完全失去信心。之后，自己感到身体不舒服，咽炎不止、胸闷，到医院检查，心电图显示异常，常觉得受不了。原来开朗活泼、爱讲笑话的“活宝”，变得沉默寡言，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原来与同犯关系融洽变得脾气暴躁。不久，他从劳动能手变成因完不成劳动任务而被免评考核分的罪犯。组长因为担心他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就提醒他“不要拖小组的后腿”，该犯便扬言“哪个再在我面前多嘴，我就搞死那个”。
在随后的谈话中得知，该犯虽然离婚，但有一个10岁的儿子，也很爱这个儿子。警官在充分肯定他是一个孝子和有责任感的父亲的同时，询问他“组里的其他同犯还有谁知道你的家庭变故吗？”该犯回答“我一个都没有告诉。”
循证矫正小组的警官敏锐地觉察到，造成该犯的改造过程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最佳证据便是：接连发生的家庭变故、不良情绪无处宣泄和社会支持系统缺失。
（三）从充满诚意和耐心地沟通和交流中发现最佳证据
在日常教育管理过程，警察免不了要对违规违纪的罪犯进行个别谈话，谈话的效果如何，很大部分取决于双方的交流是否开诚布公。如果警察与罪犯能进行充满诚意和耐心地沟通和交流，通过对罪犯动机的动态了解，和罪犯一起寻找可能改正自己行为的办法，将可以最大程度地让罪犯主动参与修正自我不良行为的改变。
（四）从事件本身结合卷宗分析推断中发现最佳证据
在对罪犯进行日常教育管理中，很多基层警察容易忽略罪犯卷宗档案所提供的信息，以至于当罪犯出现某种异常状况时，开展了很多缺乏针对性的工作，不但效果甚微，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彭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入狱后向他犯吹嘘其老婆是南宁市某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刚开始别人还信以为真，时间一长，同犯就问：你的检察官老婆怎么不见来看你呢？为了让同犯消除疑虑，该犯三天两头给老婆写信，还当着同犯高声朗读信件内容。半年过去了，同犯再次提起同一个问题。这一次，他引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错”，写了一封“真心诚意发自内心肺腑恳请老婆大人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好吗？”的信件。
事件开始后两周内，监区警察采用的方法是常规的管理方式，即说服教育，试图让他放弃轻生的念头；采用24小时夹控的方法，严防他自杀行为的发生。但他为什么要放弃生命的根源却没有找到，致使彭犯越闹越大，直至绝食。
循证矫正警官得到报告后，首先调阅了该犯的卷宗。但作为“妻子”，这位家庭成员的主要人物，居然不在登记表上，这不符合情理
在阅看检察院的起诉书署名处，赫然看到该犯所说的“老婆”的名字。彭犯口口声声所称的妻子卢XX，竟然是代表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7月27日出庭对其提起公诉检察员。这基本的审判回避原则，他居然想从这个地方忽悠警官。警官立刻断言：这是一出子虚乌有的闹剧。
罪犯彭某以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名，揉进他本人的想象，创造出一个虚拟的“老婆”，演绎了一出海誓山盟、要死要活的爱情闹剧，企图引起别人的关注和重视，目的是要掩盖自己在别的罪犯眼里的自卑心理。
（五）发现最佳证据不需要做“全身体检”
由于循证矫正工作起步不久，各路专家学者积极探索，都争相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难免出现百家争鸣后，观点满天飞的“战国”局面，这体现在“三多”上：即各种“应该遵循”的原则很多，既有技术原则，也有工作原则等；建议使用的工具多，评估量表多；得出的样本多。好比现在患病进医院，“好心的医生”会建议你做这个体检、那个体检，然后再给你开大处方，让你尽可能把医院的中西药品尝个遍。
循证矫正的理念要求以当前最佳的证据为罪犯改造工作决策依据。因此必须立足“当前”，找出“最佳” 证据，对需要重点矫治的“下猛药”，对不需要矫治的“重引导”，才能充分体现出监狱警察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才能提高教育的针对性，节约矫正资源，进而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六）发现最佳证据需要积极主动，不能守株待兔
在开展循证矫正过程中，要通过基层警察积极主动探索，去发现、充实最佳证据，不能被动等待数据库建成或完善。理由是：循证矫正数据库应该包括罪犯基础数据库、罪犯证据库和案例数据库。
罪犯基础数据库可以在罪犯入监后，通过从其卷宗和入监训练、观察、分析、测量等环节后，一个月以内可以归纳形成。但对于多进宫的罪犯，他们的信息在卷宗里最多也只是表明其某年因某原因被判处有期徒刑多少年，在某监狱服刑，而他们之前接受的教育改造信息几乎为零。
罪犯证据库应该是罪犯入监后形成的所有表现的记录，包括警察对其教育、其与外界联系的情况、劳动情况、采买等。但目前更多体现在罪犯发生违规违纪案件后，通过狱内侦查部门的介入，立线侦查、禁闭、审讯、取证、结案等程序，仅管如此，这些记录还不一定体现在罪犯证据库里面。
而案例数据库，实际上应该是循证矫正成果的集合，它的形成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循证矫正刚开始几年，有形成丰富的案例，这只能是自欺欺人或者重复案例的堆积。
（七）对发现最佳证据的难度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因为人的易变性，尤其是罪犯的易变性，最终决定了很难找到罪犯犯因性的最直接、最重要、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亦即最佳证据。
（八）要对最佳证据进行跟踪、修正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罪犯更是如此，基层警察应该把对最佳证据的跟踪作为循证矫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修正、完善当前最佳证据。
结语
循证矫正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泛，运用技术先进，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且前景光明的一项系统工程，基础警察在开展循证矫正工作中，善于将其与日常教育改造等工作结合运用，积极开展探索研究和实践创新活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完善最佳证据，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有效提升监狱改造质量，将循证矫正工作落到实处。
主要参考资料
1、http://www.bjsf.gov.cn/publish/portal0/tab85/info102152.htm
《浅析循证矫正在监狱改造中的基本原理》 赵卫平；
2、http://www.jsjy.gov.cn/www/jsjy/2015429/n7214101568.htm《浅谈“循证矫正”认识方面的四个误区》 杨建伟；
3、江苏省监狱系统循证矫正专家组《循证矫正项目》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2014年；
4、《循证矫正信息化基础数据建设研究》周 勤、候义斗、马伟青《犯罪与改造研究》2015年第5期；
5、吴宗宪：《当代西方监狱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13――836页）；
6、http://www.cnprison.cn/bornwcms/Html/lljj/2014-04/20/4028d1174543bb3001457e175f795121.html《关于循证矫正原则的本土化研究》张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