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中涉及不少帝王将相如何面对与处置各类谏言的典故，这些典故对现代领导决策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古往今来，王侯将相若能注重培养自己虚怀若谷、有容乃大的胸襟，养成一种真诚纳谏的习惯，并将其转化为一种为官之道，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定能广结善缘与见贤思齐，最终国力强盛而被百姓所拥戴。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善于纳谏、行谏合一的品性成就了他们一番事业。相反，凡是那些好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忠奸不分、不善采纳臣属谏言者，轻者失道寡助、人才流失、决策失误；重者奸臣当道、战争溃败、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国家政权衰亡。
一、领导者应懂得舍弃自己的物欲
《通鉴》载“孟尝君用谏”：公元前321年，齐国贵族孟尝君（田文）出访楚国，楚王送给他一张象牙床，他令手下的人准备将其送回国；但随同出访的公孙戍对孟尝君说，“各个小国延请您担任国相，是因为您能扶弱助贫，大家十分钦佩您的仁义与廉洁，现在您刚到楚国就接受这么厚重的礼物，那些还没有接待您的国家拿什么来接待您呢？”孟尝君觉得公孙戍说的有道理，于是拒绝接受象牙床。后来孟尝君令人贴出告示：“无论何人，只要能弘扬我田文的名声，劝阻我田文的过失，都请大家及时提出意见。”
同样，《通鉴》里关于“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记载：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取咸阳，见秦王宫中的宫室、帷帐、贵重宝器乃至狗马、宫女数以千计，便想留下来在皇宫里居住享用。但大将樊哙劝谏说，“您是想拥有天下，还是只想做一个富翁呢？这些奢华之物，都是招致秦朝覆灭的东西，您要它们有什么用？望您尽快返回霸上，不要在宫中滞留。”刚开始刘邦很不乐意，张良又说，“秦朝因为不施仁政，所以您才能够来到这里，并为天下人铲贼抚民，现在您刚入秦都，就要安享其乐，这无异于助纣为虐了，况且樊将军刚才的话是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望您能听取他的劝告。”这才令刘邦率军返回霸上。
上述典故中，尽管当初田文与刘邦的心态各异，但在听到臣属的谏言后，他们都懂得克制自己的物欲，最终做出了正确选择，也才有了后来的功名。领导者善于听取与自己喜好相悖的谏言是何等重要，无论是开疆拓土还是创业守成，惟有明白肩上的重任与使命，才不至于在物欲中迷失做人为官的道德底线。而驱动这个“重任与使命”的力量，则来自他们对“为政以德”的内心确认。
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与魏武侯论“山河之固”时曾有一段著名论断：武侯回望自己的国土时感慨：“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而吴起说，“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意即国君应当珍视的，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您不修朝政，恐怕就连这条船上的人也会成为您的敌人；最终武侯称赞并接纳了吴起的政治谏言。同样，在历代国君眼里，究竟是物重要还是人重要，他们也有不同见解。公元前335年，齐威王与魏惠王论国宝时，惠王说，“寡人的国家（魏国）虽小但有十颗直径一寸的明珠，能照耀十二辆车马；难道像齐国如此大的国家没有宝物吗？”威王说，“寡人所认为的珍宝与你的不同，我有檀子镇守南城，楚国人不敢前来侵扰；我有盼子镇守高唐，赵国人不敢向东逾越；我有黔夫镇守徐州，燕赵两国的人在那里祭拜祈福；我派臣子种首防御盗贼，那里民风淳朴。这四位臣子足以照耀千里，岂止是十二辆车子呢？”惠王听罢顿时面红耳赤。
现实中，物欲诱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是何等深远，而在有些领导者心里，对人才问题的态度却显得无足轻重，用“以物取人”代替了“德才并重”的标准。在监管领域，领导者如何修炼自己的政治涵养？只要你身为领导与警察的双重角色，就该明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当下一些领导在“惟利是图”与“唯才是举”的价值取向上出了问题，他们十分重视监狱的硬件建设，热衷于土地资源、建筑工程、生产订单的运作，似乎只有将“物化”的监狱打造成铜墙铁壁，并将经济指标搞上去了，方能彰显自己的政绩，却很少反思“山河险固不如修政以德”的政治逻辑，正因这些领导有物欲的驱使，才得以使罪犯的劳动手段蜕变为最大限度追逐经济利润的工具；他们不是不知道这类病态的加班生产模式偏离了国家办监狱的宗旨，而是被各种利益链条绑在了同一条“战船”上；平时他们远离民主政治生活，拒绝接受群众监督，以至出现了一些“能力强、功劳大、贪得多”的下马官员。太多反腐案例表明，领导者不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善于听取群众建议，罔顾历史而肆意拨弄手中的权力，因贪图财物或迷恋女色等，最终不仅坑害国家与群众利益，也必将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二、领导者应善于识别谏言的真伪
《通鉴》里“李斯谏逐客令”载，公元前237年，因李斯在被逐之列，他想留在秦国为始皇效力，于是在谏书里援引穆公招徕百里奚、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等四位先王之德，以此证明外来客卿乃秦国的有功之臣；又以“物与人”的取舍来直言始皇好玩弄异国所获的美女、音乐、珠宝，而轻视外来人才；再以“泰山不辞细土、海洋不斥溪流、圣王不弃民众”来隐喻先王的美德；最后谏书点破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现在您（始皇）抛弃那些非秦籍的平民百姓，使他们去帮助敌国，辞退那些外来宾客，令他们去为各诸侯效力，这无异于将武器借给入侵者，把粮食送给盗匪一样。”秦王看到这封谏书后，即招李斯入见，恢复了他的官职，并撤消了逐客令。
如果说李斯正是当年成功说服始皇并被委以重任,才得以他后来辅助完成了统一大业，那么30年后的李斯其命运就很悲惨。因为他不仅输给了太监赵高，而且也输在了自己不知功成身退的“软肋”上。《通鉴》载：当时李斯在谏言中如此评价赵高：“他专擅赏罚权，他的权力跟陛下没什么区别了，如今他有邪恶放纵之心，阴险反叛之行，他的私家富足，贪得无厌，追逐利禄不止……窃取陛下威信，如果您（胡亥）不设法对付，恐怕他将来必定要作乱。”可二世胡亥皇帝说：“这是什么话？赵高本来就是个宦官，但他从不因处境安逸而胡作非为，不因处境危难而改变忠心，他行为廉洁上向，靠自己的努力才得到今天的地位，他因忠诚而得到任用，因守信而保持职位，况且赵高为人精明强干，对下能了解民心，对上则能适合朕意，就请您丞相不要再猜疑他了吧。”对同样一个赵高的评判，在李斯与二世眼里竟有如此天壤之别。正因当年二世不懂得识别忠奸，以至于不仅李斯被打入死牢，而且自己也被赵高之婿阎乐等人威逼自杀。
其实，许多史学家对李斯的功过有许多争议。仅就“焚书坑儒”而言，公元前213年李斯向皇帝谏言，“现在天下太平，法令统一，百姓理家就要致力于耕田，读书人就要学习法令规章，但今天的儒生却不学习现代事务，只知一味效法古代，并借此非议现实，蛊惑扰乱民众……这种情况若不制止，势必造成君主权势下降，臣下结党营私，蔓延民间。惟有禁止这些才有利于国家，因此我建议将除秦国之外的所有书籍全部烧毁。”应该说，始皇帝对如此错误的谏言没有审慎地识别其利弊真伪，竟然连李斯为之制定的严刑俊法也一并允诺并诏告天下。司马迁在《史记》里这样评价李斯：“他以一个平民身份游历诸侯，后入秦为皇效力，其位居三公，可以说位高权重。斯知道儒家《六经》的要旨，不致力于政治清明来弥补皇上的过失，却依仗权势显贵阿谀附和，推行酷刑俊法，听信赵高邪说，废嫡子扶苏而立庶子胡亥，等到各地已纷纷反叛，他才想到直言劝谏，这不是下下策吗？”不仅如此，李斯入秦后妒杀韩非、焚书坑儒、贿赂与暗杀六国人士，实为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倡导者，并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巨大损失，正如后人所言，“成也蔡小吏，败也蔡小吏。”
监狱领导也常会遇到各种御人察事的情形，其中不乏民警给单位提出的各种意见。那么如何评判这些进谏者的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呢？又如何来评判这些意见的客观性与操作性呢？依笔者浅见，以下识别策略仅供参考：
一是应认真考察谏言者的品性优劣。《通鉴》里对公元前370年“齐威王辨臣之毁誉”的典故，为领导者如何考察下属的品行提供了很好的逆向思维借鉴：当时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时言到，“自从你到即墨任官，每天都有人指责你的话传来，而我派去的人看到的即墨，却是田土开辟整齐，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我知道这是你不巴结我左右内臣、谋求内援的缘故。”而召见阿地大夫时，齐威王却说，“自从你到阿地镇守，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但我派人前去查看，只见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战时你坐视不救,夺城时你不闻不问；于是我知道你专门用重金买通了我的左右近臣替你说好话！”随后齐威王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其近臣。从此臣僚们再不敢弄虚作假、欺君罔上了。所以，领导者考察下属品行时，唐代魏征所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这一理念至今不能丢弃。
二是应当引入集体议谏的决策机制。基于我国监狱系统的历史发展脉络，其执法主体构成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时至今日，其专业知识储备日益稳固提升，这便决定了监狱对工程建设与资源调配、人事制度与岗位设置、改造罪犯与刑罚执行等一些复杂、敏感、专业的重大决策，应走专家进谏、集体议谏、科学行谏的新路，切实将领导者的个人权力关进法规制度与程序机制的“笼子”里；决策者不能受少数人的利益蛊惑与个人情感左右。现实中有许多类似李斯、赵高似的能人，他们巧言令色，甚至在封闭的权力场中可以指鹿为马，在特殊场合很快能摸透上司的脾气与喜好，然后顺着杆子往上爬，一些外人难以实现的心念，在这些人与领导者的私下交往中能轻易搞定，如此显失公允的决策或定案，明显违反了组织原则与议事程序，对此领导层不可不察。三是应准确鉴别谏言的信息真伪。唐朝魏征在上奏《谏太宗十思疏》时说，古代先王没有一个不为国家深切忧虑而后取得显著成效的，但大功告成之后其品德就开始衰微了。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不多。其中有一条谏言，就是他奉劝太宗只有使自身品性端正才能罢黜奸邪。事实上，以下被重复演绎的历史应引起警觉：一些为官者年轻有为时其谏言往往客观真实，但到了某一特定位置或场合，有了个人恩怨与功利因素的搅合，这个时期他的谏言往往会出问题，而且容易蒙蔽决策者的双眼，如秦朝的商鞅、李斯,宋朝的蔡京、童贯等人就是如此。所以，监狱在讨论议案时，除了领导者自身的心正外，还应公正评断谏言者是否隐藏私心，有些谏言看似维护暂时的执法利益，实则能为少数人保全甚至带来更大的私利，能否采纳这样的谏言就应格外慎重。至于核查信息真伪的方式与手段，应视不同性质的谏言采取不同的方法。
三、领导者应通过纳谏来启用人才
《通鉴》在“汉高帝论得天下”中载：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南宫宴请群臣时问各位列侯与将军，“我之所以能取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项羽失掉天下的原因又是什么？”高起、王陵说，“陛下攻取城池、土地后分封给他人，与大家同享利益；而项羽对有功的人嫉恨，对贤能的人猜疑。”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谈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草，我不如萧何；统帅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英杰，而我能够任用他们，这乃我能取天下的原因；而项羽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使用他，这便是他被我打败的原因。”
事实上，刘邦在起事之前就十分懂得收买人心，尤其是善于通过进谏来识别和启用人才。《通鉴》对“韩信拜将”载：韩信当初在项羽手下一直默默无闻，项羽任他为郎中（管理车马与门户的内卫），韩信曾多次向项羽献策以求重用，但项羽始终不采纳。后来韩信投靠了汉王刘邦。刚开始刘邦未发现韩有何特别，仅任他为治栗都尉（掌管钱谷财政的官员），以至于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经丞相萧何的大力举荐，最后刘邦改变了傲慢无礼的姿态，并虔诚地斋戒设坛，正式拜韩信为大将军。当时韩信列举了项羽身上的八大毛病，如无视人才、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背信弃义、吝啬爵禄等，他劝刘邦应反其道而行之，尤其是当韩信陈述完自己的军事韬略后,刘邦才惊讶发现得到这个人才太迟了。
唐太宗对于人才问题，早在贞观元年就提出，“非无贤才，患不知人”。魏征、房玄龄等人之所以深得其信任，也是因他们直率进谏的性格令人折服并深刻影响了这位开明君主。贞观13年，魏征上《十渐不克终疏》,直指太宗十个方面的行为不如初期谨慎,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通鉴》中“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载：公元643年，魏征从卧床不起直至去世，太宗派人前去探望，并命文武百官前去吊唁，魏征夫人得知皇上用一品官员的礼仪安葬时说，“魏征平时生活俭朴，这并不是他的遗愿。”她推辞了太宗为其安排的所有礼遇，仅用一块布罩住马车载棺安葬。太宗目睹此情此景，悲痛地对身边大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同年太宗还曾就史官书写国史一事，因书中语句多有晦涩不明之处，令谏议大夫朱子奢削除那些虚浮的言辞，客观书写历史，目的是能让其真实了解先帝们所犯的错误，以作为他治国理政的警示。
以上汉、唐两代贤君的史实表明，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监狱领导虽非帝王将相，选拔人才与接纳谏言的范围与影响力，也非像治国理政那样深远，但为实现“以德治监、专家治监”这一目标，通过纳谏等方式来识别、选拔、任用一批能真正为监狱事业贡献才智的人才，其道理是一样的。
基于传统“文臣”与“武将”的分类演绎，监狱至少需要两类人才，一类是能监管、通律法、会侦查、善教育等一批实干型人才，另一类是能为监狱决策提供智囊支持的研究型、专家型人才。在选拔任用这些人才时，除坚持“以德为先”的标准外，更应注重以经验知识、专业技能、工作实绩与群众意见为依据；其实“能说会道”与“实干出绩”是两码事，监狱也不乏历史上赵括、马谡式的人物，但至少可以通过谏言与考察等多路径结合，发现哪些人适合安排在不同的执法岗位。然而现实中，监狱离“分类设岗、能位匹配、专有所用”的要求还相差甚远；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分配到监狱后，他们并非在其所学专业的岗位，或将一些经验丰富的资深专家与行家里手轻易调出专业岗位以造成青黄不接，而不懂分类专业的人士却大量占据着一些本不适合于他们的岗位。有些地方多年延续着“你谏你的，我做我的”人事痼疾，这样的用人机制与环境怎么可能提升监狱的执法效能？其间除了监狱历史演变、执法标准、体制机制、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原因外，我想，应该还与领导者的用人理念有关。
值得一提的问题是，当前监狱是否需要理论研究型的专业人才？一类领导认为，监狱是实际收押与改造罪犯的场所，只需要工作完成型与任务执行型的合格警察即可，监狱不是科研院校，也无科研经费与师资条件，所以不需要搞所谓理论研究与模式创新的专业人才，于是，对系统内的报纸刊物可以削减与停办，对多年发表专业论文的警察也不再有任何激励措施，即便是你有论文有著作，那也是你的个人行为；另一类领导则认为，我国监狱工作正处于法制不断完善、体制需要变革、机制有待理顺、目标正在提升的新时代，监管实践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需要从理论研究的高度加以重视，用最新的科研成果通过转化，以有效指导并服务于实际工作。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而且监狱警察的科研行为是最系统、最理性、最深刻的一种进谏方式，监狱领导绝不能等闲视之。
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前夕会见代表时强调,“知识分子要有紧迫感、责任感，担当作为,自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早在1990年前后,我国民盟主席费孝通先生也提出过“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的方针，无论是执政兴国、参政议政还是依法治监，我们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来捍卫与支持我们的事业。领导者是否真诚纳谏，应成为衡量其政治素养的一条重要标准，我们不能将那些有文凭、有功底、有实绩的包括许多领导在内的警察排斥在知识分子之外，他们也是监狱系统的知识分子，正因他们熟悉基层工作的现状与流程，了解当前体制机制与业务方面的矛盾或困难，其感触最深，当然其应用研究得出的成果也最接地气。因此，监狱不仅要恢复已停办的一些刊物，还应在机构设置、经费保障、成果转化等方面出实招，见实效；领导者更应具战略眼光来扶持这批艰难跋涉的基层科研力量，真诚接纳与有效激励他们为监狱事业进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