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中央到地方反腐倡廉力度的纵深推进，一些政法系统的官员不时被纪委请去“喝茶”，一般来说，纪委这道“功夫茶”的味道对这些官员来说是很苦涩的，他们在被请去之前，很少会想到自己在官场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的打拼，最终换来的却是先喝后吐、吐后再进的结局。这里的“吐”当然是指如实向纪委、检察机关交代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这里的“进”便是进看守所、监狱的意思了。
按理说，监狱是国家惩罚与改造犯罪人、深度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那么监狱长们（广义的省监狱局、监狱各级领导）应比其他政法机关的官员更深谙牢狱之灾的体验与后果，可他们却为什么也被纪委不断叫去“喝茶”呢？10年前我就一直感觉如今一些监狱长的做派，与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监狱长们的做法不同了，再瞅瞅一些地方官员纷纷被检察机关与纪委“拉下马”的现状，当时就感到无法理解甚至愤愤不平-----为何省纪委、检察院的这把法律之剑就插不进这座密不透风的“围城”呢？果然，不出几年，终于看到一些省份的监狱长还是免不了被纪委、检察机关请去“喝茶”的下场；要知道当初这些人都是被提拔重用、政绩一片“辉煌”的，正所谓：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监狱长A，十年前被省监狱局调某监狱任副厅级监狱长，在他履新后的几年里，一场场会议、一幕幕酒宴、一次次视察，听到更多的是“酒风看作风！”“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你不听话就撤了你，要你去带班！”班子成员看到更多的是，监狱长A强悍的作风，过硬的酒风，横着走路的威风；前几年正是国家财政对监狱改、扩、建、迁的时期，一笔笔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被注入到监狱，可一线民警的工作强度不但没有减轻，福利工程并没有大的改观，反而在“安全为天”（司法部历来强调的是“安全为先”）的紧箍咒中越陷越深；再瞧瞧一次次监门改造与信息化投入，总是在“拆了建、建了又拆”的怪圈中恶性循环；于是在网络上有了“全国最牛B的监狱长……”的调侃，有了基层警察“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省里上访；后来我听同事说，当年为了阻止民警的网络咒语，该监狱长居然要公安局以查案的名义与某网络公司联系，想查出论坛里注册人的真实身份，并试图删除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贴子……
当然，这些网络民意和上访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按监狱长A的话说，他在省里有人。傻瓜都想得到，你想在监狱工程中要批文，要经费，省里的一些官员怎会白白送给你？好在监狱里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企业，于是，监区加班加点擂生产、企业分秒必争创利润的风气成为常态，而监狱“教育为本”的理念与宗旨早已荡然无存；因为只有这样，监狱长们才有更多的资本到省里去“铺路”；因为在这些监狱长们的头脑里，一直用“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在指引监狱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搞活经济。于是，他们只注重抓两手，而且两手都得硬---“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安全”。因为安全出了事，自己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如果不抓经济，靠省财政那点拨款，根本无法为监狱带来创新。殊不知，这些监狱长的心目中惟独没有抓司法权力的法治！这样的错误理念不知坑害了多少监狱长；又有多少基层民警与囚犯为其默默无闻地买单！
先瞧瞧监狱人事领域的一些做法，更让人摇头与鄙视：不知何时起居然有了如此的传闻：什么“一个监区长的位置10万，一个副监区长的位置5万”的明码标价；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角逐中，不少人纷纷动脑筋、想办法与A套近乎，什么陪其喝酒、陪其打麻将、甚至还有……陪其上床的恶心传闻不时传来；所谓走夫人路线的、曲线救国的、感情投资的、边缘进贡的把戏，都卸下原本虚伪的面纱而直白登场了！这还是那个几十年前政治清明、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监狱吗？人事上的腐败早已亵渎了监狱的神圣使命与警察队伍的道德灵魂。
再看看原本警囚比已符合上级要求、管理模式已成型的监区，莫名其妙地被A们切割成若干小豆腐块式的监区，这又是谁给他们这样的权力？稍微有点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豆腐块”越多，在警力绝对数不变的前提下，基层监区配置的警察基数就越小，基层民警在原本就很辛苦的境地中，被再度拉长了执勤时间与夜班次数；这样的行政机构设置，在建国以来的政法机构设置惯例上可谓闻所未闻！毛泽东时代提倡要“精兵减政”，改革开放时期党委政府也提倡“精简机构、提高效能”，而这位监狱长A却反其道而行之；其实，人们只要仔细想想，这样的机构“改革”会为谁带来直接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当然是监狱长们与那些被提拔上来的监区正副职们，原先一所监狱只需要50个正副监区长与科室长，如今变成了100个正副职支撑的监狱，真正沉在一线与囚犯们苦战的警察又有几个？这样的人事游戏规则，无奈当年的A们也想得出来。
监狱长B原本是个很低调的副职，且在原单位的人缘与口碑都不错；不知从何时起也败在了执法底线上。他上任某监狱长（正处级）后，也处于全国监狱改革、机构改制、监企分开、规范运行的时期；监狱关押江湖上的什么人都有，难免会有一些有钱人、有权人疏通关系找上门来，他们找监狱长或科室长、监区长们的目的，无非是在照顾关系、调换劳动岗位、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上为少数罪犯谋取利益。如果你经受不住战友、老乡、同学、亲戚，甚至是上级等各类关系网的缠绕，在感情、金钱、权力的诱惑中经不住考验，被上述这些谋利者拉进去，那么，虽然你以前站的位置很高，但一旦你被纪委、检察官请去“喝茶”，我想你再想轻易地出来就几乎不可能了。监狱长B就是为了照顾一位曾涉黑的重刑犯保外就医案件而被请进看守所的！前几天，某监狱政委C（拟提拔副厅级）又被省纪委请去“喝茶”了！前些年也不断有监狱长D、监狱长E……被检察机关逮捕法办的。
总体而言，监狱长们被纪委请去“喝茶”，大都因以权某私、滥用职权、贪污贿赂、侵占国资、作风腐化等司法腐败问题而起。虽然在全国近700所监狱当中，这样的监狱长是极其个别的，但这里不由得引申出一个问题，监狱的司法腐败现象，如何防在案前、控在源头？依我看，主要原因还在于对监狱长的权力制约机制出了问题。难怪有些官员在铁窗内忏悔：“一旦你到了那个位置，你不想拿、你不想要都不行！”什么平时自己学习不够呀，自己法律意识淡薄呀，党性修养不够呀等等，这些都是“虾扯蛋”！一位高级警官或政府官员，你难道比普通百姓的法律意识还要淡薄吗？你难道比一个农民都不注重学习吗？你难道比一个锅炉工的党性修养都要差吗？为什么没听说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贪污受贿啊？如此的“忏悔理由”真的说不过去啊！尽管党风廉正建设、警察队伍建设历来强调，政治建设、队伍建设、法治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这样那样的建设与专题活动，在监狱领导的政治学习、警示教育、进督培训等活动中，不可谓规格不高，不可谓层次不深，不可谓眼界不阔，但为什么这些懂法律、有文化、有修养的警察官员，到头来还是难免跌入官场失败的悬崖深谷呢？
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孔子说教、“智伯之亡”与“魏征进谏”等典故，都将帝王将相的自身修养奉为“内圣外王”之道，并将其视为维护国家政权与统治地位的制胜法宝，仿佛这些皇帝、这些内臣们只要做好了道德修养的人生课题，就不会发生权力更迭与官场跌落的下场；事实上，从建国初期毛主席提出的“王朝周期率”论断，到习大大时代的治国理政纲领，都警示了法律制度建设在政权维护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监狱长们是否信仰与敬畏法律，监狱是否真正存在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他们是否在制度建设中主动接受权力约束机制的监督？恐怕这是个关键。
首先，监狱系统内部要有一套权力制约规范。同级纪委监察部门的监督，客观而言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摆设，因为你在监狱长的领导之下，怎么可能去监督自己的上级？你还没查他什么问题，他就会很快做出决定让你下课，或叫你去基层带班！上级监狱局纪委更是鞭长莫及，它作为本级监狱局的内设机构，也没有能力或触角去摸监狱长们的龙须；监狱的同级党委成员难道不能监督一把手吗？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因为官者的权力心理与官官相护的传统文化，谁不希望自己得到一把手的好感与信任，并希望日后自己被再度提拔？怎么会“犯贱”去举报上司？正因如此，才有了前一个监狱长倒下了，领导班子集体失忆；另一个监狱长再接着倒下去，领导班子还是集体哑语……我们再看看年度的监狱长述职报告，他所做的是对本级党委的演讲与省局党委的书面报告，即便是省局的巡视与考核，也是被监狱长们有选择地安排去监区座谈、观光甚至是做秀；很难从基层获取真正有价值的质疑与呼声；凭他工作报告中的数据加事实，完全可以装扮出一个先进集体或文明监狱，并可以在“为广大监狱民警职工谋取福利”的诡辩中，掩盖其个人的胡作非为与非法所得。所以，这样的监督模式，同样不能有效监督监狱长的职务行为，更别说是他的私生活了！
其次，检察、纪委要有健全有效的线索渠道。监狱长乃至监区的执法领域，尤其是涉及土地、建筑、合同、采购招标、刑罚执行、人事任免等关键节点或部位，应有与检察、纪委部门顺畅的案件信息渠道。监狱的权钱交易往往发生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私密场合，这为检察监督与纪委查证线索带来了困难，上述落马监狱长的案件中，若不是若干年后，监狱长对某一方面的利害关系人的切身利益没有照顾到，也不会有后来纪委得到重要线索的开端；而对于一般民警的违法犯罪也是如此：如果你私下收了罪犯及其家属的钱，到头来你又没为他办成事，他们也会向有关部门举报你贪赃枉法；对这个问题，其实监狱可以向检察、国安、公安、海关等部门学习，在如何扩大案件线索来源、畅通案件信息渠道上下真功夫，而不是靠监狱设几个举报箱、公布一门举报电话就完事了，应考虑在上述这些关键节点、敏感部门设置自己的眼线；尤其是对监狱财务、审计等领域，应有常态有效的核查与纠正机制；客观而论，目前监所检察职能仅侧重于一般刑罚执行案件的监督与纠正，而对一些权力者的违法犯罪监督职能发挥得不够；至于纪委监督的渠道就更狭窄更被动。如此这般，监狱长的问题怎么可能会遏止在萌芽、酝酿、初动阶段呢？
第三，应加强监狱自身的民主决策机制建设。可以想象，如果监狱自身不加强纵横层次的决策机制建设，那么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必然形同虚设。监狱的执法活动不像公安机关，监狱执法带有很强的封闭性与服从性；而公安机关每天面对的是开放的社会各阶层与群体，信息渠道与查证途径往往很多，所以在办案模式中往往“东方不亮西方亮”；而监狱执法的决策源头，不仅在决策层的议事规则与程序建设上，而且还在于利益既得者的准入规则与监督程序上。从近些年中央政法委、司法部、最高法、最高检等出台的关于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法规与司法解释中明显感受到，高层对监狱这类执法活动的实体规范、程序设计已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细致，这些法规制度，只要你按上面的要求去做，不投机取巧，是完全能够杜绝或防范司法腐败问题的。
前不久我在车上与一同事探讨效率与腐败的关系问题时，我说当前罪犯要办理一次老病残医学鉴定，整个流程走下来要经过13道程序，按正常的工作日计算，起码要一个月时间，有时要45天时间；同样，办理一起常规的罪犯保外就医，从启动病情鉴定到最后省监狱局批下来，至少得75天时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严格走程序，司法腐败的问题是可以杜绝或免除了，但办案效率却低得吓人，若这样的执法效率拿到公众面前去评议，必然会唏嘘一片。而监狱长的许多重大决策，也必须考虑到专业队伍的分工合作与权力分流，必须引入民主进谏、专家进谏、集体议谏机制，同时还应注重在程序设计上，兼顾执行效率的提升；否则，监狱执法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要效率就免不了程序漏洞与司法腐败，要执法清廉就不能讲究决策效率。果真如此吗？其实，健全的决策机制，必须表明一种姿态或原则，那就是执法程序与执法效率的稳步协调；现在有些监狱长在高压反腐的车轮下停止了创新与开拓的步伐，只求无过，不求有功，要知道，监狱有些事情的决断与操作，既然属于你的职权范围，你不为也不行，滥为更不行。不为，同样应该受到机制的问责与罢黜。
笔者由衷地希望，监狱各级管理层能健全监狱权力层的制约机制，扩大并畅通纪委、检察机关对狱务监督的信息渠道，加强自身的民主决策机制建设，以此减少或遏止监狱长们被纪委请出“喝茶”的司法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