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一家老少的衣服都是靠家长们裁剪缝制，尤其是监狱农场，极少能见孩子们穿商店买来成品衣服。这就让家长们的手工“才艺”显露的淋漓尽致。
母亲的针线活虽然谈不上太好，但让我们穿着体面衣服出门是她努力的方向。父亲当过兵是个讲究人，不论什么时候，他总希望我们一家人都能整洁利落的出现在众人面前。为了让我们一家人能“符合”他的要求，父亲经常会针对母亲的针线活提“建议”，目的就是让母亲不断提高缝制水平，让我们既节俭又干净，既朴素又大方，在并不富足的环境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北疆的冬天是漫长而寒冷的，漆黑的夜晚总是让孩提的我们看不到头，可每逢有月牙悬挂天际时，疯闹的孩子们仿佛置身于白雪公主童话般的世界，绞尽脑汁，花样辈出的玩耍，在月光下吆喝出成群结队的孩子们，无忧无虑的自创节目一起尽情的嗨，开心的闹，足以让我们现在回忆童年往事，都是痛快无比，激动万分。
滴水成冰的冬季，孩子都要有一件抵御严寒的棉衣才能保证快乐到终极，否则会被冻的待不下去而扫兴回家。我们防寒装备大都是捡上面哥哥或姐姐的棉大衣，只要能穿上不冷，并能抗衡零下30——40度的超级低温，也觉得特别时尚暖心。
弟弟是最小的，也是父母的心头肉，为了不让他冻着，一心想给他做件合身的风雪棉衣（带帽棉大衣）。父母有了这个打算就开始从每月不多的工资和布票中一点点攒、一寸寸的省，总算在冬季来临之前凑齐了。
那时的监狱农场就像一个小社会，公办邮局、商店、银行诸多部门样样齐全，这些我们所不知的端着公家碗、吃着公家饭的人，煞是让农场人羡慕。
那个年代，孩子身上的衣着充分体现出一个家庭的条件和素养。为了能让弟弟穿上合适体面的风雪大衣，母亲也是煞费苦心向“行家”咨询。
母亲先让缝纫店（公家的）的师傅按自己设计的要求，计算好需要多少布料、棉花等所需用料，然后去农场商店购买了蓝色华达呢和雪白的棉花。买回所有材料后，母亲利用晚上不学语录时间，大胆的在家比着纸样开始用粉笔划出线裁剪。裁剪好后，就用自家的蝴蝶牌缝纫机按着划线扎线。一个半成品出来时，母亲端详着看，总是觉得哪不合意，就叫来挑剔的父亲帮着检查，又让弟弟试着套在身上，前后左右的转着看。在母亲不厌其烦的拆拆扎扎中，总算有了眉目。她先将半成品的棉衣里子翻出来在床上铺平展了，把重新弹好的新棉花一点点的絮在上面，让每一寸布都厚薄均匀，然后再找事先留好的翻口处，将整个衣服翻出成型，把封口处一点点用针和线撩上，这是方便穿脏从此处拆洗。
棉衣做好了，我一直“惦记”着有机会能穿上出门在伙伴们面前去拽拽牌子，显摆一下我也穿过新棉衣了。毕竟不是按我的身材定制的，穿上身子倒是能将就，可袖子短一截，裹在身上有点耍猴的感觉，于是死了了这条“占有”心，还是捡姐姐剩下的穿吧！
一件棉衣对于现在人已微不足道，可对于60、70年代的人们，能有一件属于自己的新衣服就等同于有了专属的奢侈品了。然而这件棉衣一直让我记忆犹新，父母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们，而他们身上的衣服是灰色洗得发白，白色洗的透亮，衣领和袖口都是用布贴补过，可父母从来不舍得买新的。
几十年过去了，灯光下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时常再现，每次回想起母亲在灯光下脚踩缝纫机的背影，和着哒！哒！哒！的缝纫机声，父亲坐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听写生字，一幅祥和的画面时时感染着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父母的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