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改造”是指政治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文化改造。“五大改造”提出后，有人质疑为什么要提“五大改造”，因为《监狱法》明确规定是“三大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而政治改造、文化改造不是法定的。有人又问：监狱机关依法执行刑罚，为何又提出“政治改造”、“文化改造”呢？“文化改造”还好理解，却又来一个“政治改造”，因为《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是刑罚执行机关。因此，感到很难理解。还有以“政治改造”为统领的“五大改造”，如何解释，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又如何理解与解读，至今没有人能讲清楚、说明白、讲深刻。确实“五大改造”在面上看来，前面讲的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历史角度、理论深度、改造罪犯的现实层面分析，其政治性、历史性和现实性都是讲得通、说得清、道得明的。
一、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审视，监狱是政治属性机关,提出“政治改造”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看，无论是什么社会型态，统治阶级或执政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利益，都设立监狱机关，把监狱机关作为国家统治的机器和工具，由国家作保障，采取强制力，对被统治者进行强制管理与统治。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常识和认知，是不可质疑的。
（一）古代监狱（牢）都是维护政权统治的政治机关，为“政治改造”寻找到历史文化源头。我国古代虽没有政治学，但是有“帝皇学”，自“皋陶制狱”至清朝未年，古代的监狱机关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即帝皇的利益的。为了维护帝皇的利益，监狱机关充当着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功能，被定义暴力机器，除关押一般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外，更为重要的是镇压反抗者、起义者、对抗者。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统治者还利益监狱机关镇压“异已者”、持有不同政见者，绝对维护自已的统治和根本利益。因此，古代监狱机关其实质就是“古代政治”工具学术的本质反映与体现。如今是具有现代社会制度的国家，作为现代国家所设立的监狱机关，理所当然对国家统治所具有的强制力、暴力工具、国家机器等，具有继承性、传承性、延续性。因此，从这一历史视角看，我们讲政治改造罪犯，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古代监狱政治性质的渊源与政治文化的，是古代监狱政治属性的传承与延续。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把监狱机关定性为国家专政工具或机器，为“政治改造”提供现代思想理论依据。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术传播到我国，中国共产党人就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经过浴血奋战，取得革命胜利，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述，国家的暴力机关与机器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作为我国国体，就离不开警察、监狱等具有强制力的主体。在我国监狱机关管理中，除监狱机关性质本身外，其刑罚执行权力从行政管理上、法律上，都给予监狱人民警察的强制性、暴力性的权力，是国家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成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武装力量、国家机器。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术就决定了监狱机关和监狱警察所具有政治性质、政治组织特性。监狱机关实施政治改造罪犯，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术，对罪犯进行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的改造与重塑，使之成为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人。
（三）新中国监狱机关永远承担着政治改造罪犯的属性，为实施“政治改造”提供了现实的制度支持。新中国成立那一天起，就把监狱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1954年9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改造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是对一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实施惩罚和改造的机关。”1982年2月18日《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第一章总则中规定：“监狱、劳改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是对犯人实施惩罚和改造的机关。”现如今，1994年12月2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虽然没有如此表述，但作为最高的“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中，明确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监狱法》是依据《宪法》制度的，虽然《监狱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但是《监狱法》仍然具有“专政工具或国家机器”的性质，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与特性。这些实施过和仍在实施的法律制度，为监狱机关和监狱民警实施政治改造罪犯，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些法律制度也离不开政治属性，在实际政治改造罪犯活动中，当然离不开政治内容与政治手段、措施和方法。
二、从制度建设发展审视，监管改造承担着“监狱安全”政治根本任务渊源
从历史维度审视古监狱制度，是“皇治”、“权治”和“人治”占绝对主导地位下的刑罚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未沈家本“狱制改革”后，而提出现代狱制建设，如“狱官制度”、“习艺制度”和监狱建筑的“建设制度”，从而出现了具有当代意义的“监管改造”内容与措施。“监管改造”始终与统治者的政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政治改造”的强制力、暴力性与国家机器，体现在监管改造实践活动中。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还是1994年12月2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都确立了监管改造的法律地位，但是最重要的是把“监狱安全”通过狱政管理工作后，提升到“讲政治”高度的地位和政治根本任务，始终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
（一）确保监管改造无事故，源于安全稳定的政治任务。新中国监狱机关创立之初，“监管改造”制度是紧密围绕着“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而展开的。由此，创立的“监管改造”所发生的核心作用，应体现在监狱安全，并把监狱安全稳定，提升到“讲大局、讲全局、讲政治”的高度。 直到现在为止，监管改造仍然承担监狱安全的“半壁江山”作用，监狱机关和民警肩负着“政治任务”使命，把“监管安全”放在首位。从我党和国家管理与治理看，“稳定压倒一切”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政治理念。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受党的统一领导，监狱安全稳定应与“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局、全局和政治高度是一致的、统一的，是贯穿于政治改造主线的重要方面和重要任务。
（二）确保监管安全无事故，源于并落脚于“改造人”的制度环境。落实并最终实现“改造人”根本宗旨，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需要监管改造制度给予充分保证。监管改造通过“制度管人，制度管事，制度管物”的制度建设，通过狱政管理全面执行落实制度，通过“实体合法，程序公正”的方法，充分发挥着对罪犯的“惩戒威慑功能、行为矫正与养成功能、保障感化功能、激励鞭策功能、管理转变功能”，最终实现“改造人”。从“改造人”出发，其落脚点在“改造人”的监管改造制度，从新中国监狱成立时起，就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三人同行小组制度”，经过不断完善，一直沿用至今，仍发挥着预防罪犯逃跑。1954年9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以及1982年2月18日《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正因为有了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的监管制度体系，确保了从“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向“改造好”的提升与转变，为落实“改造人”的根本宗旨扎实了制度环境。
（三）确立监狱安全无事故，源于“底线安全观”的价值追求。进入新世纪后，2008年根据“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原则，全面实施了监狱管理体制改革，自此，监管改造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转型升级。长期以来，衡量监管改造工作仅限于“无罪犯脱逃、无非正常死亡、无重大监管安全事故、无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无重大疫情发生”的“零指标”。监管安全“零指标”的衡量标准，是传统监狱管理体制下的“产物”，是粗放型、简单化、命令式的管理指标，不利于从本质上确保监狱安全，已不适宜于监狱体制改革转型背景下的监管改造工作。进入新时代的监狱工作，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监狱提出了“底线安全观”总体思路，抓住监管改造工作本质规律，从本质上抓安全、从精细化抓安全、从规范化抓安全、从制度上抓安全、从程序上抓安全，把“平安监狱、法治监狱、智慧监狱”建设融为一体，共同推进，确保监狱“底线安全观”安全，把监狱安全稳定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三、从以“改造人”为宗旨审视，教育改造始终承载知识育人的作用
围绕人的教育，一是通过传输前人的知识，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使人具有知识之人；二是帮助人消化知识、利用知识，化作为人的思想理念与准则。监狱教育改造的宗旨是“改造人”，就必须始终是围绕着人而进行着教育。丰富的知识内容，既是前人智慧创造的结果，又是丰润现代人的营养。丰富的知识有二面性：知识给予人做好人，会给人类造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贡献；知识给予人做坏人，会给人类带来灾害、灾难，会阻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在监狱服刑的罪犯，从根本原因上考量是掌握了知识或模仿知识后，对人类社会法律规则和道德良知无视或破坏的结果。因此，新中国监狱创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即知识内容体系的教育，按照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不断完善教育改造工作体系，以把罪犯改造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人”。
（一）针对建国时押犯结构，实施以“政治思想”为主调的教育改造工作。自建国后的很长一个时期，监狱机关押犯对象，大多数是战争罪犯、敌特分子、土匪、反动会道门等，这些罪犯对旧社会、旧制度、旧知识和旧政权怀有深厚的“情感”，政治思想反动、观念顽固不化、愚味与野蛮，对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持对抗、反抗甚至是破坏，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人”难度大。因此，新中国建立后，监狱机关的教育改造工作主题是“政治思想”。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25条规定：“劳动改造必须同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第26条规定：“对犯人应当经常地有计划地采用集体上课、个别谈话、指定学习文件、组织讨论等方式，进行认罪守法教育、政治时事教育、劳动生产教育和文化教育，以揭发犯罪本质，消灭犯罪思想，树立新的道德观念。”在教育改造实践中，监狱机关紧紧围绕“政治思想”主题，对罪犯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政治知识内容学习，开展时事政治学习、形势读报活动、思想政治斗争等，从思想根源上清除反动思想、转变敌对立场、摒弃旧思想旧观念，以把罪犯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人。
（二）针对改革开放后押犯结构，实施以“思想、文化、技术”为主调的教育改造工作。“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后，监狱机关押犯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按照全国第八次劳动改造工作会议判断，押犯结构呈现“三多”，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等劳动人民出身的多，年纪轻的多，刑期短的多”。在这“三多”中，呈现出来是“文盲、流氓、法盲”特征。为此，提出了以“政治、文化、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造工作主线，并按照正规化、课堂化、经常化的原则，加强教育改造工作，把监狱办成“改造人的熔炉，教育人的学校”。要设置教育机构，配备专职教员，增加教育设备和经费，健全教学制度，进行系统的教育。犯人文化学习考试合格的，技术学习考试合格的，由监狱发给证书。为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改造思想、造就人才、面向社会、服务四化”的指导思想，坚持“以政治教育为核心，以文化教育为基础，以技术教育为重点”的总要求，开展以“创办特殊学校”为主题的教育改造工作，通过系统的政治思想、法律常识、文化知识、技术技能教育，改造罪犯群体中的“文盲、流氓、法盲”，使之成为适应改革开放社会的新人。
（三）针对新世纪押犯结构，实施以“重塑社会人格”为主调的教育改造工作。法治国家建设，推动依法治监，进行“法治监狱”建设，由此对教育改造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根据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根本方针，提出以“重塑社会人格”的教育改造工作体系建设。1994年12月2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从法律规定上明确了“教育改造”的法律地位，还明确了教育改造的主体，可以是社会，可以是社区机构，可以学校，可以是企事业单位。在以监狱机关为主体的教育改造活动中，扩大了教育的方式与形式，社会化程度越来越宽泛，帮教的领域越来越多，帮教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教育改造的内容更加丰富，有系统性的知识学习，有职业技术技能的培训，有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有心理矫治矫正，还有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这不仅全方位地满足了罪犯对教育需求的多样性，而且对于破除罪犯“监禁型人格”，“重塑社会人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使教育改造紧密地围绕着以“改造人”为根本宗旨的方针落地生根。
四、从生产劳动转型发展审视，劳动改造承担着“改造人”的历史使命
在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监狱改造工作源头起源于“劳动改造”学术。正如新中成立之始，把监狱机关称之为“劳改队”，把对罪犯的改造称之为“劳动改造”，并产生了“劳动改造人”的说法与表达。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监狱组织罪犯进行劳动改造是主要的，只是到了《监狱法》明确规定了“劳动改造”是手段。2008年后，监狱管理体制全面改革后，“劳动改造”手段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为肩负着“改造人”历史使命。
（一）“三个为了”方针指导下的“劳动改造”。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监狱在押罪犯人数激增，接收的旧监狱却破旧不堪，难以解决监狱在押罪犯数量激增问题，监狱也难以全部解决罪犯劳动生产问题，大批监狱在押罪犯由于没有劳动项目而坐吃闲饭。其中，最突出的是对监狱在押罪犯的教育改造难以深入进行，罪犯在监狱内不能得到有效改造，难以实现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目的。为解决这些问题，于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将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作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这就是在“三个为了”的方针指导下的以“劳动改造”为主题的监狱工作管理体制，为我国监狱工作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为国家创造财富下的“劳动改造”。按照国际通行做法，监狱改造罪犯的一切经费应由国家全额保障。然而，我国的监狱改造经费，从1949年到2008年间，不仅由监狱通过发展劳改经济、劳改生产自筹，还为国家创造财富，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得益于组织罪犯开展大规模地“劳动改造”。组织罪犯开展劳动改造，一方面改造了自然，使原来的海滩、荒芜、沙漠变成良田与绿洲，例如北京的清河监狱，浙江的乔司监狱。通过发展劳动生产，不仅满足了监狱自身建设发展所需要的经费，还为国家现粮、现款，支援国家建设；另一方面改造了一大批包括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在的刑事罪犯，成为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食其力的新人。总之，监狱机关组织罪犯劳动改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在我国监狱史上是可圈可点的，有目共睹的。
（三）以“改造人”为引领的“劳动改造”。《监狱法》颁布实施后，以法律确立了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进入了“法治监狱”建设时代。特别是2008年全面推行监狱体制改革后，监狱机关组织罪犯劳动改造，进行劳动生产，不再以经济效益为追求，而是转变到以“改造人”为目的上来。组织罪犯劳动生产，十分重视加强对罪犯的劳动保护与培训，保障罪犯劳动权益，清除超体力、超强度、超时间的劳动项目，确保每日八小时劳动，确保法定节假日休息，重视罪犯劳动处遇，依法给予劳动报酬等。组织罪犯劳动改造，不再单纯实施“劳动生产”，而是在组织劳动生产活动基础上，开展劳动生产技术、技能培训，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进行职业道德规范学习，组织劳动法、劳动合同等知识学习，给予就业、技业、职业、事业的社会指导与对接，把劳动改造真正转移到以“改造人”这一根本宗旨上来。
五、从文化发展史审视，文化改造起着“以文化人”灵魂重塑作用
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文化，这两概念很难讲清楚。如，通过教育懂得“孝”知识，即对父母要孝敬、孝顺、孝忠，这是有“孝”知识的人。假如，在现实生活中，对父母“不孝敬、不孝顺、不孝忠”，那么这个人即使是掌握“孝”知识的人，却不是有“孝”文化的人。文化改造，就是在教育改造，传授知识的基础上，使罪犯把知识化作为人的行动指南，即真正的实现“以文化人”的目的。以前，监狱管理工作中虽没明确提出“文化改造”命题，但是在惩罚与改造过程中，十分重视对罪犯“以文化人”工作。教育改造主要组织罪犯进行知识学习与知识积累，文化改造实质上就是把学习到的知识化作为人的思想灵魂，就是“以文化人”，使人成为不仅有丰富知识，还应有文化灵魂。
（一）文化起着化“鬼”为人作用。20世纪50、60年代，监狱关押对象绝大多数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特务、土匪和恶霸，以及日本战犯，在旧社会他们杀人无数，关押在监狱内时称为“魔鬼”。针对这样一个罪犯群体，运用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罪犯，是当时最大的特征，其文化改造表现为：一是以博大的文化格局或胸怀，包容罪犯。中国共产党人以博大的胸怀，没有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把他们当能够改造好的对象对待。正因如此，才有“人是可以改造”文化论断。二是以人文精神，感染罪犯。坚持革命人道主义政策，把依法严格管理与之结合起业，融入人道 、人文内涵，使罪犯感受到人情温暖、人情关爱，确立做社会主义制度新人信心与决心。三是以制度文化，影响罪犯。坚持“改造第一”的方针，坚持“给出路”政策，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坚持“惩罚管制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原则，把社会主义监狱工作的制度文化，融会与改造罪犯之中，使罪犯在制度文化影响下，成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人。正因如此，监狱才把一群“魔鬼”，转化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民，这一成果得到了全社会的肯定与称赞，还得到国际友人的赞扬与夸奖。
（二）文化起着感化心灵作用。针对20世纪80、90年代关押的罪犯群体，他们出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社会，成长于“文革”动乱期间，既缺乏文化教育、文化熏陶、人文关爱，无法无天，行为放荡无羁，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用“文盲、法盲、流氓”描绘不会过份。因此，在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管理条件下，运用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感化罪犯的心灵，就成为当时文化改造的一大特点。第一，推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六字”教育方针。第二，推行“三象”做法：“象医生对待生病的病人，象父母对待犯了传染病的孩子，象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那样，给予人文关怀。第三，推行教育改造的“三个延伸”，即向前、向中、向后对接帮扶的社会化关怀机制，给予罪犯社会关怀与温暖。总之，以情感人、以情化人的“情”文化改造，是这一时期最大的亮点。
（三）文化起着“人格重塑”作用。新时期的监狱改造工作，更加重视文化改造的作用，重视文化对“人格重塑”根本作用。第一，创新监区文化建设，用文化正气，影响罪犯人格。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在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进程，进行监区文化创建，提出了“文化环境改造人”的理念。第二，创新“文化矫治，艺术育人”。21世纪初期，全国监狱机关在对罪犯惩罚与改造中，除规范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外，十分重视文化对罪犯改造的影响力、感染力、凝聚力作用，推出与罪犯群体相适宜的“文化矫治，艺术育人”项目与载体，以塑造罪犯社会化人格。第三，运用传统文化，创新文化改造。自监狱体制改革后，在抓主业、抓安全、抓宗旨推动下，紧紧抓住“改造人”核心不动摇，推出诸如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内容，推出诸如阳明心学内容，推动罪犯修心养性，结合现代心理矫治理论，把文化改造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用文化力量使罪犯实现从“监禁型人格”向“社会人格重塑”转变，以适应新时代社会生活。
完成于二0一九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