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镇静。——余华
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留不住肉体，他乡留不住灵魂；于是有了漂泊，最后的家成为远方。
来白湖已有八年，这里的山山水水，早已融进心里，化作一篇篇散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城，它是白湖人对白湖的烟火人常，它是外地人对白湖的倾慕眷恋，它是在外地的白湖人对故乡的悠长思念。
不了解白湖的人都说白湖因监狱而兴，言外之意也就是，离开庄重威严的监狱和广阔无垠的农田，白湖再也没有什么了。真的是这样吗？初到白湖的日子里，我也这么想。那时候，下了班常常揣着两只手，百无聊赖地在白湖大圩上闲逛，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将老大桥命名为“东风桥”？曹操练兵何在？湖在哪里？
这些年，无论高温酷暑，还是凛冽寒风，从西大圩到东大圩，从会场到现场，一支笔、一台相机、一段文字、一组镜头仿佛充填了我工作的全部。回想起刚考入白湖时，父亲的眼神里始终透露着担忧，锁紧了眉头。他反复叮嘱我路上小心，夜里不要受凉。我心里暗笑他的啰嗦。唉，现在想想，那时真是聪明过分了！随着工作越来越忙，陪父亲聊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偶尔打打电话也只是寒暄几句，便草草结束，沉默仿佛成了一种默契。
但是随着对白湖的了解越来越深刻，我改变了一些原有的看法。巍巍姥山，就像母亲的胸膛，也许并不宽厚，但它实实在在是我们的依靠；潺潺兆河，有如母亲的乳汁，也许算不得名贵，可那历经千年的河水，还是无怨无悔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白湖儿女。春光里草长莺飞，烟柳缠绵；夏日里绿荫古井，快意洒脱；秋风里草庐明月，星汉灿烂；冬天里白雪皑皑，或轻裘拥炉而读，或踏雪旷野而思，景色的精妙绝伦难以言说。
最近的聊天中，我会和父亲述说为建设白湖，白湖的先辈们风餐露宿、栉风沐雨，以大无畏精神开挖兆河、围湖造田的感人事迹，述说白湖从荒湖滩涂到生态绿洲几十年的沧桑巨变，述说几代白湖人前赴后继、矢志不渝的“白湖精神”，述说防汛战疫中不断涌现出的身边榜样和感动，述说我来白湖后在组织培养下的蜕变和成长……父亲在电话那头，总是耐心的听，不时地询问我的近况，在耳濡目染下成了当地“白湖通”，在聊天中也总会谈论监狱民警默默的牺牲和奉献。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在人生的旅途中，有太多相看两不厌，但最值得缱绻的当是故乡缘。他乡与故乡，不管是小小的邮票，还是窄窄的船票，抑或是硬板火车票，哪怕是一堆矮矮的坟墓和一弯浅浅的海峡，都饱含了浓浓的乡愁。
有一种故乡，叫做“咱们厂（矿）”；有一群家属区里长大的孩子，叫做“厂矿子弟”。在全国范围内，有上千万厂矿子弟曾在半封闭的家属区生活过，厂矿小社会是这群孩子们的人生第一程。大烟囱、红砖楼，自给自足的工人村生活，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还有成年后无处安放的乡愁，都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咱们厂（矿）”里既有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熟悉无比的邻里街坊，更有过父辈祖父辈建厂的汗水，以及集体主义时代的荣光。放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一批奠定了国家工业基础的厂矿；而对于一个个普通家庭来说，这更是一个特殊的生活空间。自六十年代起，遍布全国各地的国营厂矿凭借成熟的配套设施、完善的福利制度、稳定的工作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
我曾听过工人子女讲过一个拧开水龙头就能冒出橘子汽水的故事，像《一千零一夜》中那个永远能取出佳肴的神奇口袋。我曾听过那些先有工厂，然后城市才慢慢以它为中心兴建起来的传奇往事。我也听说过各工厂盖楼时互相较劲，想给自家的工人盖的更高些的甜蜜竞赛。工人们站在高楼上，偶尔低头，能看到远处的政府大楼，这种奇怪的视角，是他们主人翁地位的具象体现。
老一辈厂矿人的生活轨迹：在职工医院出生，在子弟学校上中学，如果没考上大学，就继续在这上技术学校，毕业后回到厂里工作，最后在厂里的太平间结束一生，和熟悉的工友埋在同一个熟悉的山头。
工业最密集的地方是工业街，上班时街道静悄悄的，只有几个快迟到的工人鬼鬼祟祟地碎步急奔，一到下班时间，几万名工人骑着二八大杠迎着晚霞冲出厂门，街上瞬时就热闹起来，颇为壮观。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国营厂矿逐渐褪去了辉煌的外衣。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承载一代人青春回忆的大院也逐渐破败萧条，有的甚至人去楼空，成为厂矿子弟回不去的故乡。小时候觉得闭塞的、与世隔绝的厂区生活，如今想想，何尝不是世外桃源呢？
在国家去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煤矿产业优化组合，关停部分矿井，我曾经生活了24年的那个煤矿也于2017年8月底停产，11月20日关井。年产140万吨的矿山从此告别历史舞台，成为一座独特的工业遗产而存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让乡愁有一个寄托的地方。
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
一万人眼里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关于故乡，每个人可能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1986年，作家路遥创作的《平凡的世界》，开始在《花城》杂志上发表。这是关于一个贫苦青年从农村出走，到县城里求学、工作，像牛马一样咬着牙忍受劳累和被生活和命运锤炼的痛苦的故事。
县城，远比黄土山沟里的小村庄宽广、丰富、精彩得多，那里有剧院、法院、银行、工厂，是孙少平的全世界，容得下一个小人物的梦。兜兜转转，他最后以煤矿工人的身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从厂矿一代传承到厂矿三代，形成以厂矿为家的独特社会形态。商店、职工医院、职工俱乐部、子弟学校、工人村家属院围绕工厂拔地而起，热闹繁华；既是同事又是老友的邻里关系，汇成饱含温情的熟人小社会。
如果没有一次旁逸斜出的起念，我如今的人生也许会和大多数同学朋友类似：拉煤车、去一线下井。在煤城，人的命运早与煤矿密切绑定。在城市末梢的村庄，土地之下埋藏煤矿，黑色的煤炭兑换成人们的生计。一些小型的村庄挖到地面开裂，煤炭挖空后，村庄行将坍塌，村民们得到一笔钱去县城安家，自此移民。
我曾同矿工兄弟一起流过汗，滚过同一辆矿车，感受着那些所谓“煤黑子”的喜怒哀乐，感受着那些最辛苦又最能吃苦，最质朴、最有血肉情感，最有奉献和特别能战斗精神的一群硬汉子；同时感受着从地底几百米以下缝隙中透过来的渴望阳光的沉重。
在地下世界穿行时的黑暗，和普通人坐车穿隧道无异。矿工们头上戴着头灯，只照亮眼前的一小片区域。矿井的巷道并不狭窄，三米挑高，无需躬身走过。但喧嚣充溢周身，割煤机举着“巨大的齿轮”朝前挺进。机器的轰鸣磨损了大多数人的听力，很多在矿上干了一辈子的人，带着煤肺病、衰弱的听力和眼疾度过余生。
每次从井下出来，煤渣顽固地盘踞在矿工们的脸颊和指缝里。有对象的青年工人借来女朋友的卸妆油，更多的人则是用硬质毛巾狠狠搓去。眼皮里的煤渣最难清理，久而久之像长出了黑眼圈。
去年春节，我和发小们约好重回矿区聚聚，发现母校的楼没了，红砖墙变了色，以前总是举办歌唱大赛、篮球大赛的灯光球场，没什么人了；热闹红火了几十年的小卖部、小市场，都拆了；广场前的地灯不知道被谁砸了，不亮了。熟识的邻居更是不在了，坐在门口的陌生面孔盯着我们——好像我们才是外来者。这让人陷入平行时空：难道我们经历过的那些，都是假的吗？当然不是假的。后来我发现，全国还有很多人经历过这样的“平行时空”。
他们是留乡的你，你是远行的他们
年少时离开得多匆忙，后来就思念得多惆怅。当年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又因为胶卷太贵，着实没有留下几张像样的照片。
“厂矿单位散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就像一个个岛屿——它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岛，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孤岛。” 贾玲电影《你好，李焕英》主要拍的就是“三线建设”期间襄阳宜城东方化工厂的故事，只是在卫东机械厂取的景。所以才出现湖北某市的一个厂，大家都操着一口东北话的奇怪场面。
不会说方言，恐怕是厂矿子弟最明显的特征——第一批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当初为了沟通方便，统一用普通话交流，于是后代从出生起，就没有学过厂矿所在地的地方话。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辈，曾经想要修建一座巴别通天塔，却眼睁睁的看着巨塔的塌陷。他们的后代星散在天涯，听着南腔北调不同的语言，以异乡人的姿态，想要找到应许之地。可应许之地在哪里呢？
和前两代厂矿职工不同，成年后的我，做了一份完全和厂矿没关系的工作，开启了东奔西走的漂泊生涯。因为永远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极少有人能辨识出来我来自哪里，就像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到底算哪里。
这些年，我像柳絮一样漂到哪就适应哪，后来学了一些时髦的话，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但事实上，那是因为我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没什么归属感。我没有真正融入过任何一个地方——除了那个在地理位置上属于皖北煤城的一个工人村大院。
作为厂矿最后一代子弟，他们少年时目睹过工厂倒闭和父辈下岗，早就知道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很多人飞向城市飞向沿海，寻找物质上的现实安全感，有的落户在城市里，更有的移居海外。从集体生活，走向相反的独立的原子化的生活。
来自孤岛，来自那些“独立王国”的人们，最终成为了孤岛。时代的涟漪之下是千万人被改变的生活。青春从哪里出发？什么是铁树什么又是昙花？当故乡和朋友都风流云散时，我在异乡的深夜，又听到那曲年少时未能理解的《海上花》：愿只愿他生，昨日的身影能相随，永生永世不离分！
前奏一起，音乐环绕，各种场景交相辉映，家属院、工人大食堂、子弟学校、矿区医院……仿佛重回到那个烙入生命的矿区生活了一遭。这，就是共鸣吧！
2019年，全国范围内各类国营企业都彻底完成了“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任务，各地的子弟校、职工医院和家属区统统移交给地方管理。这意味着，厂矿的集体生活时代彻底完结，厂区小社会画上了句号，“厂矿子弟”也即将成为历史名词。
他乡是故乡，故乡即他乡，他乡总在远方，故乡也总在远方。那些一起长大的厂矿子弟们后来遍及天涯海角，在他们心中永远将“子弟”二字深深地嵌进了那片厂矿区的土地。
他们是留乡的你，你是远行的他们，无论何时想起，或者迈步踏去，我觉得，一定是相看两不厌，一定是乡愁才下眉梢又上心头！